习近平曾深刻指出，《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是一部科学洞见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经典著作……为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为世界社会主义指明了正确前进方向”。长期以来，国内学界围绕《宣言》的基本思想、核心观点、历史地位、译本对比等方面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文本中一些特有概念和经典语句的译法随实践发展而不断更新，却未得到相应的重视和阐释，如“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Proletarier aller Länder，vereinigt Euch!）”的翻译尚存在一定的争议。因此，通过考察《宣言》生成的原初语境以及汉译本的变迁，可以从中窥探这句话在诞生之初的话语表达及其译法在中国语境下的调整变化，也可以从翻译维度考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进程，进而揭示《宣言》与中国现实社会的双向影响和互动。

一、《宣言》及“Proletarieraller

Länder，vereinigt Euch！”的历史出场

《宣言》的产生有其复杂的历史背景，对《宣言》以及其中的“Proletarier aller Länder，vereinigt Euch!”的解读，必须在其生成语境中加以观照。

一方面，《宣言》的出场是回应时代诉求的必然结果。19世纪四五十年代，西欧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周期性经济危机频繁爆发，资本家与工人阶级之间的冲突也日益加剧。在这一背景下，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及对未来理想社会的构想逐渐发展成一股潮流，各种小资产阶级共产主义、各式各样的社会主义学说纷纷涌现。同时，工人的阶级意识逐步觉醒，并在不同程度上掀起反抗资产阶级、争取改善自身处境的斗争。由此，将分散的工人统一起来并组建独立政党显得尤为迫切。

另一方面，正义者同盟为《宣言》及“Proletarier aller Länder，vereinigt Euch!”的出场打下了思想基础。作为当时欧洲三大工人组织之一，正义者同盟以“Alle Menschen sind Brüder（人人皆兄弟）”为运动口号，其主要指导思想可以概括为以下两点：其一，强调成员内部之间的团结和联合。清除“狭隘的民族和宗派观念”，贯彻同盟成员之间完全平等的基本思想；其二，强调成员一致对外展开斗争。例如，“在我们的全部计划中，斗争占据第一位”，即需要通过暴力革命的方式消灭私有制，以实现共产主义。总之，正义者同盟强调彼此之间要联合，为共同的目标而战斗。

但现在来看，正义者同盟对共产主义所作的种种思考不乏幻想的成分：第一，以平均主义思想阐释共产主义。威廉·魏特林从人生而平等的原则出发，幻想达到一个“共有共享”的社会状态。第二，以宗教教义理解共产主义。卡尔·沙佩尔指出了资本主义腐朽风俗的消极影响，但认为无须大规模的思想教育，依靠“基督的教诲”便已足够。第三，缺乏明确而可行的目标，是空想的社会主义。魏特林试图通过团结与友爱使人类“变成一个家庭”，幻想以此形成新的社会制度模型。对此，恩格斯称之为“粗糙的、尚欠修琢的、纯粹出于本能的共产主义”。因此，在这种背景下，马克思恩格斯需要同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潮作坚决的斗争，消除思想上的混乱，为共产主义正本清源，使科学社会主义与西欧工人运动真正结合起来。

1847年6月，正义者同盟于伦敦召开代表大会，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建议下，改组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并以“Proletarier aller Länder，vereinigt Euch!（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替代“Alle Menschen sind Brüder（人人皆兄弟）”作为口号。同年10月底，恩格斯以问答形式起草了《共产主义原理》，后经与马克思商议，决定以“宣言”的形式制定新的纲领。1848年2月，《共产党宣言》正式诞生。因为“Proletarier aller Länder，vereinigt Euch!”这一口号早已在正义者同盟中有了广泛的思想基础，所以，马克思恩格斯在制定科学纲领的基础上，将其沿用下来。

二、“Proletarier aller Länder，

vereinigt Euch!”的汉译演变

晚清时期的中国面临深重的民族危机，一批仁人志士为探索救国救民良方，掀起西学东渐的浪潮。马克思主义学说及《宣言》的只言片语正是在此背景下被译介至中国的。之后，随着其他外语译本的发掘，《宣言》的汉译版本不断得以补充和完善。

《宣言》在中国的翻译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日译本的影响。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是马克思主义学说传入日本的鼎盛期，以马克思主义学说为研究对象的著作大量出版，也为中国带来了一套相对完整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术语和表述体例。最初，传教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无政府主义者以及追求真理的进步学人是《宣言》主要的摘译者或撰述者。1899年，《万国公报》刊载了由李提摩太节译、蔡尓康纂述的《大同学》，其中涉及《宣言》部分章节，相关内容描述了资产阶级对世界市场的开拓：“纠股办事之人，其权笼罩五洲。”之后，《宣言》的口号也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而逐步流行起来。中国留日学生赵必振翻译了福田准造的《近世社会主义》，并将《宣言》最后一句话译为“结合全世界之劳动者而成一新社会耳”；资产阶级革命派朱执信将其译作“噫来!各地之平民其安可以不奋也”；无政府主义者刘师培在《共产党宣序》中将其翻译成“万国劳民团结”。以上译者或从属于某个学术派别，或具有明确的政治立场，均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自身主张。而这些译著绝大部分由上海的广智书局、商务印书馆等出版发行。此外，《申报》《浙江潮》等报刊上的讯息也为当时的民众提供了足可了解世局变动的具体例证。但这一时期只侧重输入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理论，附带介绍不同社会主义派别，对马克思主义还没有形成科学、系统的自觉认识。因此，西学东渐并未在实质上改变中国的现状，“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和五四运动的兴起，最终促使中国的知识分子开始寻求新的理论武器，中国社会也走上了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轨道。

在此背景下，中国共产党登上历史舞台，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翻译渐趋科学规范。1920年，陈望道在上海出版了《宣言》首个中译本，其主要依据的底本为幸德秋水、堺利彦的日译本，以及塞缪尔·穆尔的英译本。其中，穆尔将末句译作“Working men of all countries unite!”，幸堺译本以此为基础，将其译为“万国の労働者団結せよ！”，这一表述亦成为其他译本的重要参考。从陈望道译本公开出版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随着中国革命的深入发展，还出版有华岗译本、成仿吾与徐冰合译本、博古译本、陈瘦石译本、乔冠华译本、谢唯真译本等共计七个译本。其中多数译本是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领导下编译完成的。不同译本中对《宣言》最后一句话中“Proletarier”的翻译呈现出以下几种形式：

第一，译为“劳动者”。在陈望道译本中，最后一句话被译为：“万国劳动者团结起来呵！”“劳动者”一词沿用了日译本中对Proletarier所作的“労働者”翻译，“劳动者”一词属于从外语中暂时借用，而后又被其他新词所代替的专门术语。在日本，“労働者”起先作为“Workman”与“Work-folk”的对译词出现，后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入而在日本关于社会主义学说的文献中被大量使用，并被赋予不占有生产资料、深受剥削与压迫的阶级的内涵。而“劳动者”在汉语中被使用伊始，正值留日学生通过日文译介社会主义著作的热潮。有学者对该译法大为赞赏，称之极具现实意义，“现在劳农能国已奉为改造社会的圭臬”。朱执信则指出，采用“劳动者”一词略有不妥，“于农人等皆不函之”，主张以“细民”取代，认为农民必将参与社会革命。然而，这一改动偏离了《宣言》中“Proletarier”的原意。至20世纪20年代，“劳动者”一词的含义扩展为“劳动的人们”，彼时用它来解释俄国专门术语“trudyashchiesya”(劳动者)和“trudyashchiesya massy”（劳动群众），因在俄国这类术语是在十月革命之后流行起来的，因而也包括了农民，“劳动者”原本所指的工人含义最终由专门的“工人”概念所替代。

第二，译为“无产阶级”。华岗译本中，这句话被译为：“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英译本中的“working men”被译为“无产阶级”。一方面，这是由《宣言》的主要思想所致。马克思恩格斯在《宣言》中阐明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指出无产阶级必须联合起来，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自己的独立政党。因此，号召全体无产阶级团结起来是其应有之义。另一方面，这受到当时的革命策略的影响。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印证了工人同资本家的斗争“逐渐成为阶级斗争而必然成为政治斗争”的论断。中共六大以后，中国共产党认为，“中国革命的动力已经只有无产阶级和农民”，因此，在这一时期，要突出阶级来强调对抗和斗争。这一系列政治因素在客观上造成了这一概念的流行。当时的《群众》《前哨·文学导报》等期刊刊载了大量关于“无产阶级”的文章，许多知识分子受到这种氛围的影响而使用这一术语。此外，这一翻译本身带有译者的印记。首先，华岗以“首先是战士，其次才是学者”为人生信条，且这一译本是在大革命失败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因而更加侧重现实有用性。华岗不仅在口号中使用了“无产阶级”的概念，在《宣言》其他部分还高频次使用了“阶级斗争”“阶级对抗”“阶级战斗”等相关概念，以强化阶级对立的核心立场。

第三，译为“无产者”。在成徐译本、博古译本以及现行的译本中，对《宣言》最后一句话的翻译不再使用“无产阶级”这一说法，转而用“无产者”来表述。如“一切国家的无产者联合起来呵！”“一切国度底无产者联合起来呵！”1847年，恩格斯对“无产阶级”和“无产者”的概念作出了规定，指出前者是“19世纪的劳动阶级”，后者则是“用别人的生产工具”获取部分收益的人。我国1926年出版的《马克思主义浅说》较早对此进行了区分，认为“没有私产可以图利，不做工便没有饭吃的，便叫做‘无产者’，这一类人便叫做‘无产阶级’”，强调“个体”和“群体”之别。在翻译《宣言》最后一句话时以“无产者”为主语的译法，可追溯至20世纪20年代，如周恩来号召“全世界的无产者，团结起来啊！”而直至20世纪三四十年代，我国才得到德文版《宣言》，并交由成仿吾、徐冰合译。在此之前，德文原本在国内尚难以获取，《宣言》口号的翻译多经英、日译本间接转述，部分译者抑或参考俄文。

这一改动，不仅体现出用词的谨慎，还与中国政治文化发展息息相关。一是中国共产党组织知识分子对马列经典著作进行了更加专业、科学的翻译：改善出版发行环境，设立翻译机构，推动翻译更加规范；借助德文版、英文版、俄文版等其他文本对《宣言》进行“互文式”解读，提升译文的准确性。二是受列宁影响，我国对“阶级”概念的认识逐渐深化。列宁将阶级界定为在社会经济结构中因地位不同而能够占有他人劳动的集团，无产阶级是靠出卖劳动力来维持生活，没有任何私有财产的特殊阶级；毛泽东将阶级视为以经济特征为标志的社会的组成部分，“在人类历史中，存在着阶级的对抗”。随着阶级概念在中国革命实践中的不断重塑，“无产阶级”与“无产者”之间的界限也由最初的模糊逐步走向明晰。三是从逻辑上看，“无产者”更能够突出个体主体性。马克思早先强调“在斗争（我们仅仅谈到它的某些阶段）中，这批人联合起来，形成一个自为的阶级”。随着社会主义运动的开展，则要跳脱出“无产阶级”的特定群体，真正将无产者的联合转化为世界范围内的政治实践。另外，就《宣言》自身的性质而言，它是一部适用于指导工人运动的行动纲领，最后一句话作为行动口号，语言上要简洁、利落，便于传播，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将其译作“无产者”的原因。

第四，译为“工人”。在陈瘦石译本中，将《宣言》最后一句话的主语译为“工人”：“全世界工人联合起来！”这一方面是参照英译本中的“working men”直译所致；另一方面，这一译本当时并非独立发行，而是作为经济研究的参考资料附录于书后，与正文内容联系紧密。因此，这是从经济研究的角度出发采用的译法，显示出他对《宣言》的定位和理解，也反映了当时非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朴素、直观的理论认识，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总体来看，《宣言》最后一句话的翻译所发生的流变受到了复杂的历史因素的影响。就Proletarier一词而言，最初将其译为“劳动者”有历史必然性，但经多方转译，今天“劳动者”的内涵已发生了变化，不符合《宣言》中的原意。另外，恩格斯强调“无产者”的生成具有历史性，并将“现代的工人（modernen Arbeiter）”视为“无产者（Proletarier）”，因此，抛开时间限定，单独用“工人”指代“无产者”也并不恰当。由此，无论是从词汇的准确把握还是从历史语境下的语义还原来看，“无产者”都更为恰当。

三、《宣言》汉译演变的特点

若以20世纪初为始，《宣言》在中国的传播已逾百年。其译介与传播是近代以来先进知识分子借助马克思主义谋求民族复兴的历史必然，也是研究“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等核心命题的重要媒介。在这一理论与实践探索中，《宣言》汉译的演变展示出了如下特征，这些特征在对最后一句话的翻译中也得到了较为鲜明的体现。

其一，从翻译主体来看，由于自身所处立场不同，对《宣言》内容的阐释亦有不同。在《宣言》的汉译者中既有无政府主义者（如民鸣、朱执信）、对马克思主义产生兴趣并以言论参与过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学者（如渊泉、陈望道）、无明确意识形态背景的学者（如陈瘦石），还有中国共产党人（如华岗、成仿吾、徐冰、博古、谢唯真等）。这些译者在翻译活动中发挥着自身的选择能动性，但其背后存在着由“多种文化因素所构成的权力关系的制约”。《宣言》早期主要由资产阶级革命派或改良派、无政府主义者翻译，但他们介绍马克思主义只是出于自身的立场，想让这一学说替自己“辩护”。例如，朱执信认为，《宣言》提供了“中级社会与下级社会改善调和之方”，试图证明自己推行的社会主义非常温和,不会触及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而无政府主义者在所谓“共产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有共同的神髓”这种认识的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曲解，未能充分领会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格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本质。因此，《宣言》的早期译文都回避了暴力革命、阶级、无产者等重要概念，在用词上更为含蓄，没有传达出原文的鲜明态度。由于零散的和不成体系的翻译难以满足先进知识分子的要求，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对《宣言》进行规范的翻译和介绍成为必然。陈望道、华岗等人的翻译体现了译者较强的政治觉悟和革命热情，同时由于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认同，使得译文更加忠实于原文，用词更加犀利，以证明人民对压迫的勇敢斗争是推动历史进步的动力，从而激发读者的共鸣和组织行动。

其二，从文化背景来看，《宣言》汉译的演变体现着历史语境下的多重影响：既需要考虑到中国的社会现实和思想传统，又需要恰当反映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宣言》的译介是中西文化、新旧文化相互碰撞与交融的产物。一方面，《宣言》传入之时中国正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状况之中，面临的主要矛盾是民族矛盾而非阶级矛盾。因此，《宣言》最后一句话的翻译最初并未体现太多的革命因素。而在1920年陈望道译本面世之后，对《宣言》的诠释需要体现其实践指导性，因此，根据革命形势的变化对话语进行了“中国化”的转化，并体现出更多斗争性色彩。另一方面，在传播早期，尽管以儒家为主流的传统文化受到西方文化思潮的强烈冲击，但为了让国人理解《宣言》的思想，知识分子借用典籍用语对之进行阐释，如“平民”“劳工”等词汇多有出现；句法方面也深受先秦文风影响，如“五大洲之平民其急起而作同盟之团结”。然而，引经据典的形式又往往限制了传播效果。新文化运动之后，白话文兴起，知识分子对《宣言》进行逐句对照翻译，力求忠实原文，突出直译特点，如“各国底工人联合起来！”但要完全读懂文白相间、夹杂日式表述的译文并领会其中的思想精髓，对于当时的读者来说并非易事。为进一步促进理论的传播，对《宣言》的翻译逐渐转向通俗易懂的形式，语言风格更加现代化，文字表达也更加准确、完整，如“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体现了《宣言》的传播和翻译与中国的社会现实息息相关。

其三，从民众的接受范围来看，《宣言》实现了从最初面向少数知识分子、党员干部到最终面向普罗大众的推广。《宣言》最初传入中国阶段，只有少数人能够通过日文、英文等接触到其部分内容，对其理解也是肤浅和不全面的，民众更是被隔绝在这一学说之外。因此，这一时期对马克思主义进行转译和述评的主要还是知识分子。在陈望道译本第二版出版后，陈独秀等人为扩大《宣言》的影响范围，在《觉悟》上刊发了答问形式的新书广告。这一举措也侧面反映出当时的先进学人迫切希望向中国读者传播这一新思想、新知识。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翻译与传播进入新的阶段，不仅对包含《宣言》在内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进行深入阐释和解读，还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革命实践密切结合，宣传和普及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思考与经验，并通过《中国青年》等刊物向工人、农民等不同群体普及马列学说，同时利用中国传统文化要素来增强读者的认同感。这一阶段，民众对《宣言》及其思想的接受度有所提高。延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研究达到了新高度。广大党员干部响应“努力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的号召，掀起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理论的热潮，《宣言》也成为党政干部学习的重要文本之一。之后，《宣言》汉译本的数量不断增加，出版范围也由广州、上海等地向华东、华中地区扩展，陈瘦石的译本还打破了国民党对国统区红色书籍的封锁。这一过程正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真实写照。

其四，从翻译方式来看，《宣言》的汉译从摘译、节译转向全译，翻译质量不断提升。在《宣言》的中文全译本问世之前，其中的部分内容已陆续被译成汉语并公开发表。1903年赵必振、1905年朱执信、1906年宋教仁、1906年叶夏生都在译述或著述中引用了《宣言》的内容。总体上看，这些节译、摘译、转译的内容主要是《宣言》中关于阶级斗争的部分，尤以《宣言》第二章中的“十项措施”和《宣言》最后一段的译文最多。但译者面对国家与社会深重的危机，急于向国内传播新学，在译书过程中难免出现不顾品质、急于求成的情况；此外，由于社会主义学说一类的译书甚受欢迎，各家出版社为获取利益而一味求快求多，进一步加剧了译书不顾质量、只求数量的问题；再加之译者将自身意图和诉求夹杂译书之中，容易让读者由于译者的断章取义而造成误解，这就导致了当时论及马克思及其学说的汉译书质量欠佳的现象，而这在《宣言》及其相关章节的翻译中也得到了体现。以1919年为分界线，《宣言》早期汉语节译的语体特征从文言文体为主逐渐向白话文体转变，翻译重心从阶级斗争理论转向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宣言》也逐渐从作为各类社会主义学说的附属品这一状况中摆脱出来，以独立的文本呈现，具有较高的学理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但因参照译本不够全面，此时的汉译本在一定程度上还不能统一、科学、规范地表达原文的概念和术语。在20世纪30年代之后，对《宣言》所作的注释更加丰富。例如，成徐译本增写了多处编者注，还对“一切国家的无产者，联合起来呵！”添加了着重号，谢唯真译本补充了《宣言》的七篇序言。由此可以看出，译者对《宣言》内容不断进行完善，实现了从单纯翻译到翻译与研究相结合的实践转向。

其五，从文本选择来看，《宣言》汉译本以多个外语底本作为参照，更加忠实于原文，科学性和准确性得以提升。据学界考证，1907年、1919年、1920年的翻译是依据或主要依据日译本转译，而日译本则是从恩格斯核准的英译本转译；1930年、1945年的翻译则依据英译本转译；1938年、1953年、1978年的翻译依据德文本翻译；1943年的翻译主要依据俄译本转译。1948年、1958年、1972年、1995年的翻译都是由官方规划进行的，其中既有依据俄译本的情况，也有参考德文本的情况。在这些底本中，德文本和英文本具有特殊的重要性，这不仅因为上述13种中文译文中有三种直接依据德文本，有两种直接依据英译本，有三种间接依据英译本，而且因为它们是原作者的作品或受原作者认可的作品。相比之下，日译本的质量不高，虽然部分思想在译书中得到了较为完整的体现，但仍有一部分思想被漏译。由于日语与汉语之间存在语素和结构上的相近性，《宣言》汉译本对日文概念也做了较多保留，因而带有日译本的印记。此后为更加忠实于原文，以德语版和俄语版为底本的翻译逐渐兴起，《宣言》中最后一句口号的主语的译法从“劳动者”“无产阶级”“工人”逐渐过渡到“无产者”，就与此有关。在《宣言》汉译过程中，由于早期过分拘泥于词义和语法结构，译文晦涩，后来受苏联马克思主义影响，译文又表现出一定的“苏联意识形态话语色彩”，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马克思主义术语翻译的准确性。不过这些缺陷在中央编译局后来的版本中都得到了改进。

结  语

《宣言》汉译本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重要载体，其翻译过程反映了译者不同的理念和诉求，也映射出中国共产党人对待马列经典著作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考察《宣言》在中国的译介及其传播，深入社会文化语境之下，用历史的、辩证的眼光考察《宣言》在译介和传播中的翻译主体、文化因素、文本择取等问题，不仅可以看到知识分子对文本原初意义表达与特定政治诉求之间平衡的追求，而且可以更深刻地认识到《宣言》的内容与中国问题的深切关联。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宣言》是在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紧要关头被引入的，因而当时的译者们翻译《宣言》主要并不是为了进行学术研究，而是为了带头思考中国问题、变革中国社会。换言之，他们翻译《宣言》的动机和出发点，并不完全以学术的准确性为要，而是将翻译作为一种唤起民众价值共鸣、强化特定社会行动的工具和手段。在这一语境下，翻译过程成为外来思想、译者自我意识与本土文化习惯共同参与的复杂诠释活动。如何顺应民众意识传统、引发特定共鸣也就成为译者自觉或不自觉承担的任务，这正是《宣言》的汉译历经不同阶段演变的深层原因所在。

《宣言》问世前后，世界各国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资本主义在发展中日益暴露其弊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对理想社会的追求逐渐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宣言》是纯粹意义上的接受委托的作品，并不只是他们的一件个人作品，而是属于资产阶级时代的、属于工人阶级政党的第一个科学的党纲。列宁给予其高度的评价：“这部著作以天才的透彻而鲜明的语言描述了新的世界观，即把社会生活领域也包括在内的彻底的唯物主义、作为最全面最深刻的发展学说的辩证法以及关于阶级斗争和共产主义新社会创造者无产阶级肩负的世界历史性的革命使命的理论。”《宣言》中“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集中反映了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和历史出路。

《宣言》传至中国，经历了不同时空语境的转换，因而有着极为复杂和丰富的翻译历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发行的多种《宣言》汉译版本，既反映了译者不同的翻译理念和对原文的不同把握，也侧面反映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以及我国近代社会的发展变迁。特别是对《宣言》最后一句话中“无产者”的准确翻译，在当今时代仍然对我们有着重要的启示价值。《宣言》提到：“共产党人同全体无产者的关系是怎样的呢……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在新时代，重温和领会《宣言》的思想精髓，对于我们继续坚持人民至上的立场，牢记初心使命，全面践行党的根本宗旨，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实践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