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制定和接续实施五年规划，是我们党治国理政一条重要经验，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个重要政治优势。”^[1]中国共产党战略规划力作为党的领导能力和执政能力的重要构成，是党基于对社会发展规律、现实状况及未来趋势的深刻认知，系统性地制定具有长远性、全局性和前瞻性的战略方案，以统筹资源、协调各方、应对复杂局面，推动国家与社会朝着既定愿景目标前进的综合能力。中国共产党战略规划力始终是破解发展难题、凝聚发展合力的重要保障，而接续实施五年规划（计划）正是这一能力在国家发展实践中最集中、最系统的体现。“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面临的任务更重、挑战更大、要求更高，深入剖析中国共产党战略规划力的科学构成和内在机理，对进一步提高我们党的战略规划能力水平，充分释放五年规划制度优势，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一、中国共产党战略规划力的理论内涵与重要意义

　　中国共产党战略规划力，既是深植于党治国理政实践、展现在五年规划接续推进中的实践能力，也是具有丰富内涵与深刻逻辑的理论命题。当前学界在这一方面的研究仍有不足，未能对这一能力的理论内涵进行科学解构与体系化建构，也未能充分揭示其生成逻辑与实践效能的内在关联。因此，从功能定位、结构特征、实践体现维度解析中国共产党战略规划力的理论内涵与重要意义，既能够回应“中国共产党为何能持续推进五年规划”的实践之问，又为这一兼具实践性与理论性的命题奠定学理基础。

　　1. 中国共产党战略规划力是接续实施五年规划的能力根基

　　自“一五”计划实施至今，中国共产党已连续制定并实施了十四个五年规划（计划），有效解决了各阶段面临的突出矛盾问题，接力落实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长远战略目标。习近平强调，要“一茬接着一茬干，一棒接着一棒跑”。^[2]71而支撑五年规划历经70余年持续释放治理效能的核心能力，正是中国共产党的战略规划力，它贯穿规划制定、实施、评估、优化全生命周期。

　　首先，中国共产党战略规划力为五年规划的科学制定提供了系统化、专业化的能力保障。“战略上判断得准确，战略上谋划得科学，战略上赢得主动，党和人民事业就大有希望”。^[3]582五年规划的制定需要基于对时代趋势的精准判断、对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对目标路径的科学设计。战略规划力能够有效破解中长期规划制定中普遍存在的视野局限、碎片化谋划等难题，其对时代趋势的研判本质是对世情国情党情的整体性把握，确保规划不偏离历史方位；对发展规律的洞察则遵循经济社会发展逻辑，避免主观臆断与短期功利倾向；在目标任务的设计上将长远战略分解为阶段性任务，形成“积小胜为大胜”的发展态势。

　　其次，中国共产党战略规划力为五年规划的落地执行提供了强大的组织动员与资源配置保障。面对部门壁垒、区域分割、资源分散等挑战，中国共产党凭借战略规划力构建起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执行体系。一方面，在纵向上形成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责任链条，确保战略意图能够精准穿透至基层；另一方面，在横向上建立跨部门协作机制，统筹各类资源向规划重点任务倾斜，打破利益固化壁垒，实现“一加一大于二”的协同效应。

　　最后，中国共产党战略规划力为五年规划的动态优化与接续实践提供了持续可靠的韧性支撑。五年规划的实施过程并非一帆风顺，难免遭遇国际形势变化、国内发展矛盾等不确定性因素的挑战。习近平强调，要“既谋划长远，又干在当下”。^[4]190中国共产党战略规划力体现为把握驾驭发展规律的能动性，它以对发展环境不确定性的清醒认知为前提，通过对规划内容的科学调适，在坚守长远战略方向不动摇的基础上，灵活调整实施路径、优化资源配置、完善政策举措，既避免因短期波动而偏离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长期目标，也防止因固守传统模式、陷入路径依赖而导致规划僵化停滞。

　　2. 中国共产党战略规划力是多向度融合的复合型能力体系

　　从能力结构的视角审视，中国共产党战略规划力并非单一维度的能力要素，而是以系统谋划能力与动态执行能力为主轴，兼具横向多维性与纵向闭环性的复合型能力体系。

　　从横向结构看，它融合了认知、设计、组织、行动与学习等多维能力矩阵。这一矩阵是以全局工作的系统设计能力为核心、其他能力为支撑的相互依存、相互支撑的有机整体。其中，认知能力是基础；设计能力是核心，主导战略目标设定、重点领域布局与实施路径规划，决定整个能力体系的方向与效能；组织能力是保障；行动能力是关键，将核心设计蓝图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实施成果；学习能力是迭代动力，通过实践反馈为全体系能力优化提供修正依据补充。这五种能力环环相扣、相互支撑，共同构成战略规划力的横向能力体系。在五年规划实践中，这一能力矩阵协同发力，既确保规划方向不偏、方案科学可行，又实现资源配置高效、任务落地见效，更推动规划持续优化，全方位彰显战略规划力的系统效能。

　　从纵向过程看，它构建起了一个“研判—设计—整合—执行—调试”的全链条能力闭环体系。这一体系遵循“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循环往复以至无穷”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运动总规律，形成层层递进、螺旋上升的发展逻辑。其中，研判环节通过对时代趋势、发展规律与风险挑战的科学分析，为全流程提供科学输入；设计环节是核心枢纽，承接研判结果并转化为可操作的规划蓝图，决定闭环的整体质量与效能；整合环节与执行环节是重要的实践支撑，前者统筹多元资源、协调各方利益，后者分解任务、压实责任，二者协同将核心设计转化为发展成效；调试环节是优化机制，通过反馈结果反哺研判与设计环节，推动整个能力体系迭代升级。这一闭环体系与五年规划中“制定—实施—评估—优化”的实践逻辑高度契合，确保战略规划在全生命周期中持续释放效能。

　　3. 中国共产党战略规划力是党治国理政与国家发展的重要能力支撑

　　在国家治理体系中，中国共产党战略规划力发挥着把方向、谋全局、促落实的重要作用，其意义集中体现在政治引领、统筹整合、风险驾驭三个方面，既以鲜明的政治导向为国家发展锚定正确航向，又以系统的统筹思维整合多元治理资源，更以主动的风险意识预判发展挑战。

　　首先，它以鲜明的政治引领锚定国家发展的方向与目标，确保国家发展始终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稳步前行。“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命运。”^[2]36党的战略规划力，是政治引领能力在国家发展实践中的具象化落地，通过五年规划这一载体，将党的政治主张转化为国家意志和人民行动的实践路径。从“一五”计划聚焦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到“九五”计划明确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再到“十五五”规划建议锚定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性指标，每一个五年规划（计划）都始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这一根本原则，始终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目标展开，确保国家发展不偏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彰显战略规划力的方向把控价值。

　　其次，它以系统思维整合国家治理的多元体系与复杂行动，推动各领域、各层级治理效能的协同提升。“系统观念是具有基础性的思想和工作方法”，^[4]117战略规划力正是系统思维的集中运用，通过治理结构的优化与治理流程的重塑，最大化释放治理效能。一方面，它避免了资源配置的重复浪费与政策执行的相互掣肘，使有限的治理资源向核心目标集中，提升资源利用效率；另一方面，它强化了国家治理的整体性与连贯性，确保短期目标与长远战略、局部利益与全局利益高度统一，为国家发展行稳致远提供了坚实的治理支撑。

　　最后，它以强大的风险驾驭能力应对发展进程中的困难挑战与不确定性，为国家发展筑牢行稳致远的安全屏障。战略规划力的风险驾驭价值，源于其对风险防范和化解规律的深刻把握与系统运用。一方面，其以前瞻性预判规避风险传导，通过对历史经验的总结、现实矛盾的剖析、未来趋势的推演，在战略规划中提前识别可能出现的风险点，避免风险从潜在状态转化为现实危机。另一方面，其以系统性应对破解风险叠加，将风险治理嵌入五年规划的目标设定、重点布局与实施路径，通过制度性安排构建跨领域、跨层级的风险防控体系，避免单一风险演变为系统性风险。

二、中国共产党战略规划力的科学构成

　　中国共产党战略规划力的科学构成，是支撑党统筹推进战略规划实践的能力要素体系。这一体系并非零散能力的简单叠加，而是各要素既各有侧重，又紧密联系、协同发力，构筑起环环相扣、循环迭代的动态结构。

　　1. 发展趋势的认知研判能力

　　发展趋势的认知研判能力，是党对国际国内形势、时代特征、经济社会发展规律、风险挑战等进行科学分析与准确判断的能力，是战略规划力的逻辑前提，决定规划方向的正确性与目标的合理性。

　　第一，对时代特征的精准把握。中国共产党始终立足中国具体实际，准确判断不同历史时期的时代主题与发展方位，为五年规划的制定提供了方向指引。改革开放后，邓小平作出“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5]104的战略判断，推动国家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六五”至“八五”计划均聚焦经济建设主线，中国经济实现高速增长。“九五”“十五”计划至“十一五”“十二五”规划在延续经济发展主线的同时，逐步融入可持续发展理念，推动规划向经济社会综合规划转型。进入新时代，“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期”，^[4]533“十三五”规划立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聚焦脱贫攻坚、污染防治等重点任务，圆满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十四五”规划衔接现代化新征程开局，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将构建新发展格局、统筹发展和安全作为重要导向；《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则立足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承前启后关键节点，将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新发展格局等战略要求贯穿始终，确保五年规划始终与时代发展同频共振。

　　第二，对发展规律的深刻洞察。中国共产党对发展规律的洞察，既体现为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探索始终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又蕴含对经济社会发展内在逻辑的洞察，注重统筹平衡发展速度与质量、局部与全局的关系。从“一五”计划基于“必须有步骤地解决国家工业化的问题”^[6]的认识，确立“优先发展重工业”^[7]310的战略，到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深刻洞察工业化与信息化深度融合的发展规律，“十三五”规划将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列为重要目标；再到党的二十大确立“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8]22《建议》进一步强调“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相统一”，^[9]5实现了五年规划遵循发展规律的合规律性与服务国家战略目标的合目的性的统一。

　　第三，对风险挑战的前瞻预判。“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是我们治党治国必须始终坚持的一个重大原则。”^[10]234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底线思维，精准预判潜在风险，为五年规划筑牢了安全屏障。以《建议》为例，其立足全球风险格局演变与国内发展短板，进一步强化风险预判与防控，聚焦产业链供应链安全、能源资源保障、粮食安全等关键领域，完善风险防控机制，提前布局应对举措，彰显了党在复杂环境中驾驭风险、确保发展行稳致远的战略清醒与能力。

　　2. 全局工作的系统设计能力

　　全局工作的系统设计能力，是党在认知研判的基础上，对战略目标、重点领域、实施路径进行顶层谋划与精准勾勒的能力，是连接认知与执行的关键枢纽，在整个能力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直接决定战略规划力的整体效能。

　　第一，目标体系的科学设定。马克思主义认为，科学的目标源于实践又指导实践，是凝聚力量、指引方向的重要载体。中国共产党坚持长远目标与阶段性目标相统一的原则，构建起层次清晰、衔接紧密的规划目标体系。以“十四五”规划为例，其上承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中期蓝图，下接经济发展取得新成效、改革开放迈出新步伐、社会文明程度得到新提高等具体目标，实现了前瞻引领与务实推进的有机统一。

　　第二，重点领域的精准布局。中国共产党坚持“两点论”与“重点论”相统一，聚焦关键领域与薄弱环节集中发力。《建议》立足新的发展形势，进一步优化重点领域布局，如在科技领域突出发展新质生产力重要任务；在民生领域强调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与健全社会保障体系。这种动态优化的布局策略，既延续了发展的连续性，又回应时代新需求。

　　第三，实施路径的清晰规划。清晰的路径是连接目标与现实的桥梁。党遵循“坚持问题导向与目标导向相统一”^[11]的原则，为重点领域的发展规划清晰的实施路径。《建议》进一步细化路径设计的系统性与可操作性，如针对共同富裕，设计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等推进框架，确保每条路径都有具体举措支撑、有责任主体落实，展现将战略目标转化为行动方案的高超能力。

　　3. 多元资源的整合协调能力

　　多元资源的整合协调能力，是党统筹整合各类资源、协调平衡各方利益关系、推动多元主体协同发力的能力，是战略规划实施的保障，是核心能力转化为实践成果的桥梁纽带，决定其能否形成强大合力。

　　第一，资源配置的统筹协调。“统筹兼顾，各得其所。这是我们历来的方针。”^[7]186中国共产党坚持全国一盘棋，统筹协调人力、物力、财力、数据等各类资源，向重点领域、薄弱环节倾斜，确保资源配置与规划目标高度契合。例如《建议》明确“健全数据要素基础制度”，^[9]13进一步构建全国一体化数据要素流通体系，推动数据资源为数字经济、公共服务、社会治理等领域高效赋能。

　　第二，利益关系的平衡协调。“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12]五年规划涉及多方利益调整，党通过制度安排与政策调节，协调不同群体、不同区域、不同行业之间的利益诉求，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例如在城乡利益协调方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大对农村地区的投入力度，推动城乡要素双向流动，缩小城乡发展差距，既维护了社会公平正义，又调动了各方积极性。

　　第三，多元主体的协同联动。五年规划在实践中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多主体协同参与渠道持续拓展，规划编制成为“发扬党内民主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又一次生动实践”。^[13]《建议》起草期间，党中央广泛听取意见，共收集各类建议两千余条；文件起草组逐条研究并充分吸收，“反馈意见吸收率达21.4%”，^[14]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优势，有效激发了各方面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形成了推进国家战略的强大合力。

　　4. 目标任务的落地执行能力

　　目标任务的落地执行能力，是党将战略规划转化为具体实践、推动目标任务顺利实现的能力，是全局工作的系统设计能力转化为现实成果的直接动力，决定核心能力能否从蓝图变为实景，是战略规划力效能的最终体现。

　　第一，任务分解与责任落实。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任务分解、责任到人的原则，将战略规划的目标任务分解为具体的工作任务，落实到各级党委、政府与相关部门。以“十四五”规划为例，党中央将规划的目标任务分解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等多个领域的具体任务，落实到国务院各部委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政府；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政府根据本地实际，将任务分解为市、县两级的具体任务；市、县两级党委、政府将任务分解为乡镇、街道的具体任务，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格局。

　　第二，政策配套与措施保障。围绕规划任务，党出台了一系列配套政策，为规划实施提供坚实保障。例如“十四五”时期，针对科技创新任务，实施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科技成果转化税收优惠等财政政策，以及科技创新再贷款、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等货币政策；在措施保障层面，围绕政策配套制定具体的实施措施，包括项目安排、资金保障、人才支持、技术支撑等，确保规划各项任务能够有章可循、有据可依。

　　第三，考核督导与激励约束。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考核严格、督导有力、激励有效、约束有度的原则，建立五年规划实施情况的中期评估与期末考核机制，对各级党委、政府的实施情况进行考核督导。同时，建立健全激励约束机制，对实施情况良好的地区与部门进行表彰奖励，对实施情况不佳的地区与部门进行问责，这种机制以严督实考倒逼执行，确保了规划的目标任务能够不折不扣落实到位。

　　5. 实践过程的动态调试能力

　　实践过程的动态调试能力，是党根据实践反馈、形势变化与出现的新问题，及时调整优化战略举措的能力，为全局工作的系统设计能力提供迭代优化的动力，决定战略规划的适应性与持续性。

　　第一，对规划执行情况的实时监测。实践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只有及时掌握实践动态，才能做出科学的调整优化。以“十四五”规划为例，建立了规划实施情况的监测指标体系，包括经济增长、就业、物价、科技创新、生态文明等多个领域的监测指标，确保党能够及时掌握规划实施的第一手资料，为动态调试提供数据支撑。

　　第二，对阶段性成效的科学评估。国家发改委同有关部门定期开展中期评估与期末总结，评估内容既关注经济增长等“硬指标”，也突出民生改善、群众满意度等“软指标”，并通过课题研究、专家咨询、第三方评估等方式为规划优化提供科学依据与实证支撑，保障评估结果的客观公正，确保党能够全面准确地把握规划实施的阶段性成效，为动态调试提供科学依据。

　　第三，对偏差与问题的及时响应与路径优化。五年规划是根据实践反馈和群众意见不断完善的动态治理工具。规划实施过程中，评估结果直接作为规划优化的重要依据，对实施效果好、群众认可度高的任务予以强化推进；对脱离实际、反映强烈的内容及时修正；对存在体制机制障碍的领域推动配套改革，使五年规划实现了动态完善与迭代升级。

　　上述五种能力中，全局工作的系统设计能力是核心能力，其他四种能力为支撑能力，这五类能力形成“核心引领—支撑保障—反馈迭代”的层级关系，深刻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在治国理政实践中将方向指引、顶层设计、资源动员、实践推进与反馈优化熔于一炉的整体性治理智慧。

三、中国共产党战略规划力的内在机理

　　任何一个新的社会实践活动都不是凭空产生的，离不开“已有的思想材料”^[15]的指引和滋养。中国共产党战略规划力的形成，是理论指导与实践探索相结合、制度优势与治理效能相统一、自我革新与开放适应相促进的必然结果。这一能力的生成，根植于科学理论的深厚滋养，淬炼于持续发展的伟大实践，依托于成熟定型的制度体系，并通过不懈的自我革新实现效能提升。

　　1. 在科学理论的指引下锻造战略规划主体能力

　　中国共产党作为战略规划的核心主体，其卓越战略规划力的塑造，首先源于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时代化创新理论的科学指引。科学理论不仅提供世界观，更提供方法论，从根本上决定了规划的价值立场、目标方向与精神动力，是主体能力生成的思想根基。

　　第一，以党的创新理论明晰“为何规划”的根本遵循。规划为谁服务，是决定战略规划力方向的根本性问题。唯物史观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在创造历史中起着决定性作用。中国共产党始终将这一基本原理转化为战略规划的价值判断方法，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战略规划力施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毛泽东要求中国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16]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到“三个有利于”^[5]372，为战略规划提供具象化的判断标准；再到习近平强调“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10]38《建议》进一步聚焦急难愁盼，部署“完善就业支持和公共服务体系”^[9]29等精准举措，五年规划承载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实践历程。理论上的清醒与坚定，让规划主体始终站稳人民立场，从价值源头上确保战略规划力的应用不偏航。

　　第二，以远大奋斗目标引领“朝哪规划”的前进方向。战略规划必须“要胸怀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10]83这一目标转化为战略规划力中将长远目标与阶段目标相衔接的系统谋划能力。面对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发展任务，“一五”计划以“一化三改”为目标，快速奠定社会主义工业化基础；改革开放后，“四个现代化”目标成为“六五”至“九五”计划的指引，推动规划方向从单一工业化向多领域协同发展转型；进入新时代，“十五五”规划建议明确围绕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标志性指标，将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新发展格局作为规划重要方向。这种由目标引领的能力演进，让规划主体既具备宏阔历史视野，又能精准落地阶段任务，彰显战略规划力的系统特质。

　　第三，以坚定信仰涵养“以何状态落实”的精神气质。“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3]106这种信仰将主体的执行行为从完成任务升华为践行使命。从“一五”计划时期建设者们在信仰感召下攻克重工业建设难关，展现出突破资源约束的执行韧性，到新时代科研工作者为突破“卡脖子”技术持续攻关，彰显出应对技术壁垒的执行定力，信仰始终是战略规划力穿透现实阻碍的关键支撑。它有效抵御功利主义、短期行为对执行能力的侵蚀，激励广大党员干部以“钉钉子”精神和“逢山开路、遇水架桥”^[3]359的闯劲，将战略规划从设计层面转化为实践成果，彰显了信仰对执行能力的深层激活价值。

　　2. 在实践探索的演进中淬炼战略规划内容活力

　　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中国共产党的战略规划力并非静态的理论构想，而是在波澜壮阔的实践探索中，不断经受检验、得以丰富和发展的动态能力体系。

　　第一，以接续奋斗的宏大实践推动规划目标的阶段性演进。党领导的革命、建设、改革的奋斗历程，是一个前后相继、不断发展的历史过程。从早期计划聚焦奠定工业化基础的主要任务，展现战略规划力在工业化初期的定向聚焦能力；到改革开放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着力解决温饱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发展目标，推动战略规划力从单一经济研判向多领域协同设计升级；再到新时代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贯彻新发展理念、锚定高质量发展的导向，规划目标的重心始终紧扣实践需求确立，战略规划力正是在回应实践需求、总结实践经验的过程中实现升级。

　　第二，以问题导向的治理实践促进规划任务的精准性部署。“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17]每一个重大规划任务的提出，每一项关键政策的制定，都是战略规划力针对实践矛盾的精准发力。从针对区域发展不平衡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到聚焦“三农”短板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战略；从应对科技领域“卡脖子”问题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到围绕生态环境短板加强生态文明建设，规划任务的精准部署，有效贯通了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确保了能力输出能够精准对接发展所需、基层所盼、民心所向。

　　第三，以中外治理模式的比较实践淬炼规划内容的独特性优势与时代适应性。党始终注重观察分析世界发展大势，辩证吸收人类文明优秀成果。一方面，通过对比明晰中国制度优势，将“人民至上”等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与“接续奋斗”等实践品格凝练升华为战略规划力的重要特质，避免因盲目跟风而丧失自身根基；另一方面，借鉴人类文明优秀成果，将其转化为战略规划力中的国际规则适配、先进经验本土化等具体能力模块，让规划内容能够及时回应全球发展议题，对接国际先进标准，确保了战略规划力始终兼具开放性与创新性。

　　3. 在制度体系的支撑中激发战略规划载体合力

　　“制度优势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最大优势。”^[3]303五年规划成功实施的关键，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为战略规划力提供了合力汇聚的制度依托，使能力输出获得稳定可靠的载体支撑。

　　一方面，以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重要制度为依托。其中，根本制度是制度体系的核心，包括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等，明确领导主体和确保能力输出的政治方向，从根源上筑牢战略规划力的定向能力。基本制度是制度体系的主体，既包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也涵盖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基本经济制度，这类制度既搭建起多元主体参与规划、协同推进的制度平台，通过规范治理主体互动将分散意见转化为统一共识，强化战略规划力的共识凝聚能力；又通过明确资源配置与利益协调规则，提升战略规划力的系统统筹能力。重要制度是制度体系的支撑，包括生态文明制度、科技创新体制、社会保障制度等，为战略规划提供了精准适配、高效运转的保障，确保战略规划全流程都有明确的制度依据与操作规范。

　　另一方面，以法治化、民主化、科学化的制度发展导向为牵引。法治化将战略规划力的全流程运用纳入法治轨道，通过明确规划编制权限、执行责任、评估标准等法律规范，避免能力运用的随意性，确保战略规划力在法治框架内规范输出。民主化贯穿于战略规划力运行全过程，通过调查研究精准收集民意、征求意见拓宽参与渠道、协商咨询凝聚多元共识、反馈机制保障诉求落地等全链条举措，使战略规划成为“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3]31的生动实践，显著增强能力输出的群众基础与实践适配性。科学化则为战略规划力注入专业研判与精准评估的技术支撑，通过推动现代科学方法与技术手段在规划中的应用，升级战略规划力的趋势预测、效果评估等能力，提升能力输出的专业性与精准性。

　　4. 在改革精神的驱动下强化战略规划方式效力

　　规划实施的方式方法必须与时俱进，在改革创新的驱动下不断优化，才能有效应对新挑战、完成新任务。“改革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2]54这种改革精神既体现为党淬炼自身能力的自我革新，也彰显为突破体制机制桎梏的主动变革，通过内外协同的革新实践持

续强化战略规划的效力。

　　一方面，通过全面从严治党净化政治生态，保障战略规划的公信力与执行力。全面从严治党以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精神，坚决破除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作风顽疾，杜绝战略规划力在落地中出现的“选择性执行”“象征性落实”等问题，确保战略规划的政策意图能够精准传导至基层实践。通过健全党内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相结合的全方位监督体系，加强对战略规划力运行各环节的全过程管控，既维护了战略规划的权威性与公信力，更通过压实各级主体的执行责任，推动规划方式从被动执行转向主动担当，显著提升能力落地的穿透力与实效性。

　　另一方面，通过体制机制改革破除深层次障碍，增强战略规划方式的灵活性与适配性。改革精神集中体现为突破路径依赖，通过破除部门壁垒、区域分割等障碍，推动方式从单一化转向多元化、指令性转向协同性。既能够通过市场化改革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又能够通过数字化改革赋能治理升级，还能够通过法治化改革明确权责边界，全方位提升战略规划力对复杂环境的适配性。

四、中国共产党战略规划力的提升路径

　　“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18]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带来的不确定性显著增多，发展环境的复杂程度、风险挑战的严峻程度前所未有，对党的战略规划力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时代需求的深刻变化呼唤战略规划力的迭代升级，唯有将提升战略规划力作为把握历史主动、塑造发展优势、引领长远方向的关键支撑，才能确保五年规划的制定与实施始终契合时代潮流、回应实践课题、贴合民生期盼，为中国式现代化航船行稳致远筑牢坚实保障。

　　1. 以凝聚群众共识为前提，在汇聚民主合力中筑牢科学谋划定力

　　“人民是我们党执政的最大底气。”^[4]54战略规划力的提升，首先取决于规划能否形成广泛的社会共识和强大的民心基础。必须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并在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中汇集民智、凝聚合力。

　　第一，在强化理论武装、统一思想中凝聚共识。“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不断历经艰难困苦创造新的辉煌，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我们党始终重视思想建党、理论强党”。^[2]67要持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最新成果的学习、研究和阐释，特别是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把握好其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通过创新传播方式，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从历史维度理解战略规划的传承性，从理论维度把握规划设计的科学性，实现从“怎么看”到“怎么办”的认知转化，夯实战略规划力落地所需的共识基础。

　　第二，在共同目标愿景感召中凝聚共识。要善于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转化为清晰可感、切实可行的阶段性目标和民生实事。加强对中国式现代化宏伟蓝图和每一阶段五年规划目标的宣传解读，通过政策宣讲、成果展示、典型案例介绍等方式，清晰呈现目标实现的路径步骤与民生福祉，使个人奋斗方向与国家发展方向同频共振，持续激发全社会团结奋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第三，在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中凝聚共识。人民是规划的受益者，更是规划的参与者。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加强和改进新时代人大工作，不断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19]在规划编制阶段，要进一步完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专家学者、社会各界和人民群众的参与机制，使规划更好集中民智、反映民意。在实施与评估阶段，通过搭建规划实施动态公示平台，定期公开重大项目进展、资金使用等信息，保障公众知情权，确保规划始终贴近实际、顺应民心，以民主合力夯实战略规划力的实践根基。

　　2. 以完善制度设计为支撑，在统筹协同联动中深化资源配置优化

　　中国共产党战略规划力的增强，离不开一整套成熟定型的制度体系作为支撑，通过科学的制度设计，有效平衡各方利益诉求、激发协同发力、强化执行约束，从而在统筹协调中破解资源配置难题，实现从宏观战略到具体执行的无缝衔接与高效协同。

　　第一，健全规划协同与传导机制，强化系统执行能力。构建以国家发展规划为统领，以空间规划为基础，以专项规划、区域规划为支撑的协同体系，明确各级规划的功能定位与衔接规则。在此基础上，建立激励相容的责任传导与考核机制，将规划衔接质量、实施协同效果纳入政绩考核，既压实地方与部门的执行责任，又赋予其在统一框架下的创新空间，通过考核指挥棒推动形成主动协同、高效落实的规划执行生态。

　　第二，完善区域协调与利益平衡机制，提升整体统筹能力。深入实施区域重大战略，健全区域合作、利益共享与补偿机制，通过横向生态补偿、对口协作、飞地共建等制度安排，平衡地区间发展权益。优化央地事权与财权划分，在保障中央权威与政策统一性的同时，充分调动地方积极性，形成“全国一盘棋”与地方能动性有机结合的治理格局，有效破解资源配置中的区域壁垒与利益固化问题。

　　第三，创新资源统筹与动态调配机制，增强精准配置能力。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健全数据、技术、资本等要素高效流动的制度环境。与此同时，强化政府统筹作用，完善跨部门、跨层级的资源协调与监督机制，通过建立重点任务资源保障清单、实施全流程绩效监测等方式，推动资源向国家战略关键领域和民生短板精准集聚，确保“好钢用在刀刃上”，^[8]209让重大战略意图在资源配置中得到充分贯彻和有效支撑。

　　3. 以强化数智赋能为抓手，在创新技术应用中提升精准执行效能

　　习近平强调，“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3]535数字化、智能化浪潮为提升规划的科学性、精准性和适应性提供了革命性工具，必须主动拥抱数字变革，全面提升战略规划力的精准执行效能。

　　第一，构建一体化数字化规划平台，打破信息壁垒。依托“数字中国”建设，构建涵盖规划制定、执行、评估、优化的一体化数字化规划平台，实现各级规划、各领域规划的数据共享互通，为战略规划力提供全链条数据支撑。与此同时，打破部门间、层级间的“数据壁垒”，推动经济社会各领域数据的标准化汇聚与共享，为规划制定提供全面、实时、精准的数据底座，实现用数据说话、用数据决策，从源头提升战略规划力的研判精度。

　　第二，创新智能化规划工具方法，提升执行精准性。积极应用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模拟、复杂系统建模等先进技术，开发用于趋势预测、情景推演、政策模拟、效果评估的智能化工具集。例如，在设定增长目标、布局重大项目、评估环境影响时，可利用模型进行多方案比选和风险预判，提升规划目标的科学性和路径方案的可行性，为发展新质生产力、优化民生布局等提供量化支撑，显著提升战略规划力的动态适配效能。

　　第三，完善数字化评估监督体系，强化执行约束力。利用物联网、遥感监测、社会感知等技术手段，对规划确定的重大工程、重要指标、重点任务进行实时跟踪和动态监测。通过“数据留痕”实现全程监督，对扶贫资金、生态补偿资金的流向等进行动态追踪，确保战略规划力的效能在全生命周期中持续落地。

　　4. 以拓宽全球视野为牵引，在借鉴创新中实现规划能力升级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繁荣也需要中国。”^[3]228今日中国的战略规划力的演进必须以开阔的国际视野为支撑，坚持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在交流互鉴中不断推动能力的创新升级。

　　第一，辩证借鉴国际先进经验，拓展战略规划的思路与视野。“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7]41要通过建立常态化、机制化的国际交流渠道，加强对发达国家、新兴市场国家在空间规划、社会保障、危机应对等领域先进理念、工具和案例的研究。重点是学习其背后的方法论和系统性思维，结合我国发展阶段和制度语境进行创造性转化，形成国际经验本土化的转化能力，为战略规划力注入多元思维活力。

　　第二，主动对接国际规则标准，增强中国规划话语权与兼容性。伴随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创新引领力持续提升，增强战略规划力的输出效能，要建立国际规则标准动态跟踪与研判机制，组建跨部门、跨领域专家团队，深入研究数字经济、绿色发展等重点领域的国际通行规则、核心标准与最佳实践，梳理其底层逻辑与适用场景。这有利于提升我国在全球治理中以规则对话、以标准协作的话语能力，为中国智慧融入全球规划治理奠定基础。

　　第三，深化本土实践总结创新，实现战略规划能力持续跃升。中国波澜壮阔的发展实践是战略规划能力提升最丰厚的土壤。要高度重视对我国70余年来五年规划实践进行系统性、学理性总结。将那些被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科学方法，如试点先行与全面推广相衔接、中长期规划与年度计划相配套等，进行理论提炼和范式定型。同时，依托高校与智库推动多学科交叉融合，构建中国自主规划学知识体系，实现本土能力经验的国际转化，推动战略规划力完成从本土适用到全球可鉴的转变，为全球治理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