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原理性创新”是马克思主义科学原理和科学精神的学理彰显

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是以一系列基本原理的形成为标志的。没有基本原理，就不会有理论体系；不坚持和发展基本原理，也就不可能坚持和发展这一理论体系。“原理性创新”实际上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征和学理意蕴的体现，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品质和思想精粹的凝练。

19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末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形成时期，它以1848年《共产党宣言》发表和1867年《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出版为显著标志，以马克思和恩格斯实现的一系列“原理性创新”为过程特征和学理依循。19世纪70年代初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的发展中，继续在“原理性创新”上作出多方面的新的探索。

“世界历史”理论是马克思和恩格斯1845年10月至1847年4—5月间在《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中提出的基于唯物史观的重要命题，揭示了资本主义时代社会发展的基本原理。马克思恩格斯提出，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世界历史”进程所昭示的“各个人的世界历史性的存在，也就是与世界历史直接相联系的各个人的存在”趋势，必然向人的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进展。“世界历史”作为马克思主义创立时期“创新性原理”，是以资本主义历史的必然性和历史发展的过渡性为理论特征和学理意蕴的。直到1867年《资本论》第一卷出版时，马克思依然坚持“世界历史”发展趋势的基本原理，如认为“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19世纪70年代初期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世界历史”的理解发生了变化。1872年9月，马克思在阿姆斯特丹群众大会上的演说中提出：“工人总有一天必须夺取政权，以便建立一个新的劳动组织”，“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断言，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到处都应该采取同样的手段”；相反，“必须考虑到各国的制度、风俗和传统”等方面的特征，完全可能用不同的手段，“最终地建立劳动的统治”。19世纪70年代初期之后，在对东方社会尤其是在对俄国经济社会关系变化趋势的深入研究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肯定“世界历史”统一性和普遍性的同时，更多地关注“世界历史”的差异性和多样性问题，提出了“世界历史”进程中的“跨越卡夫丁峡谷”的问题。马克思提出：“俄国为了采用机器、轮船、铁路等等，是不是一定要像西方那样先经过一段很长的机器工业的孕育期呢？”马克思的回答是：“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把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用到公社中来。”在“世界历史”进程中，像俄国这样的国家是可以走出一条“不经受资本主义生产的可怕的波折而占有它的一切积极的成果”的道路。“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成为马克思对“世界历史”探索的“原理性创新”的发轫，开辟了20世纪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社会发展道路的“原理性创新”的探索之路。

与马克思在阿姆斯特丹群众大会演说同一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为《共产党宣言》撰写的“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提道：“不管最近25年来的情况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这个《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某些地方本来可以作一些修改。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所以第二章末尾提出的那些革命措施根本没有特别的意义。如果是在今天，这一段在许多方面都会有不同的写法了。”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宣言》基本原理在运用于一些具体措施时出现的“过时”现象，是由于《宣言》发表以来社会历史条件发生深刻变化的原因造成的，其中主要“由于最近25年来大工业有了巨大发展而工人阶级的政党组织也跟着发展起来，由于首先有了二月革命的实际经验而后来尤其是有了无产阶级第一次掌握政权达两月之久的巴黎公社的实际经验，所以这个纲领现在有些地方已经过时了。特别是公社已经证明：‘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面对社会历史条件的新变化，原有的基本原理必然要作出“原理性创新”。马克思和恩格斯强调的是，经过巴黎公社革命，关于无产阶级国家学说的基本原理需要根据无产阶级革命发展的趋势和特征作出“原理性创新”。原理运用过程出现的“过时”的现象，促使原理本身“可以做一些修改”，甚至需要作出“原理性创新”的新的探索。

19世纪70年代之后，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根据科学研究的新发现，对“原理性创新”问题作出新的探索。“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是《共产党宣言》开篇第一句话。《共产党宣言》发表40年后，恩格斯在1888年《共产党宣言》英文版出版时，专门用注释的方式，对这句话的内涵作出修改，提出“这是指有文字记载的全部历史。在1847年，社会的史前史、成文史以前的社会组织，几乎还没有人知道”，后来由于史前史研究的一些新的发现，特别是“摩尔根发现了氏族的真正本质及其对部落的关系，这一卓绝发现把这种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内部组织的典型形式揭示出来了。随着这种原始公社的解体，社会开始分裂为各个独特的、终于彼此对立的阶级”。恩格斯在对这句话新的阐释中，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作出“原理性创新”的新探索。

19世纪70年代初之后，自然科学许多领域研究有着新的发现，恩格斯十分关注唯物辩证法在自然科学研究中的运用，特别是在《自然辩证法》及其他一些著述中，对自然界与社会关系之间的关系、自然史和社会史之间的关系，包括人与自然和谐与协调发展关系等问题的开创性研究中阐明：自然界在人类产生之前已经有过自己漫长的历史；人类产生之后，自然界就成为人类社会存在的基础和条件。恩格斯提出：“我们一天天地学会更正确地理解自然规律，学会认识我们对自然界习常过程的干预所造成的较近或较远的后果。特别自本世纪自然科学大踏步前进以来，我们越来越有可能学会认识并从而控制那些至少是由我们的最常见的生产行为所造成的较远的自然后果。”恩格斯认为，在消除了资本对自然占有的无限贪欲之后，人们才可能最后地脱离那种对自然无限掠夺的状况，“人离开动物越远，他们对自然界的影响就越带有经过事先思考的、有计划的、以事先知道的一定目标为取向的行为的特征”。恩格斯的这些开创性研究，对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基本原理作出多方面的“原理性创新”。

在纪念《共产党宣言》发表170周年时，习近平提出：“要把《共产党宣言》蕴含的科学原理和科学精神运用到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的实践中去，不断谱写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篇章。”“原理性创新”是马克思主义科学原理同与时俱进、守正创新理论品质中蕴含的科学精神之间的有机结合，是马克思主义永葆生机活力的奥妙所在，是马克思主义科学原理和科学精神相结合的理论升华和学理飞跃。“我们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以真理的精神追求真理，不断赋予马克思主义以新的时代内涵”，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原理性创新”的学理根基和思想精髓。

二、“原理性创新”是马克思主义阶段性跃升和学理性创新的标志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门“历史的”科学，其基本原理的科学意义完全根植于社会经济关系变化的现实之中。要从历史、理论和社会经济关系现实变化的结合中，探寻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及其基本原理的时代特征和理论内涵。“原理性创新”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内在规定的必然形式，马克思和恩格斯之后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性飞跃和阶段性升华，就是以“原理性创新”为标识的。

列宁主义就是在对马克思主义的“原理性创新”学理基础上，实现了20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性飞跃。20世纪初，列宁深刻把握时代变化的本质特征，科学分析资本主义时代的新变化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新情况，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20世纪初的时代变化和俄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从多方面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原理性创新”，全面地坚持和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上，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哲学笔记》等重要著述中，总结了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自然科学，特别是物理学发展的新成果，系统地阐明了辩证唯物主义的物质观；针对唯心主义认识论的谬误，深刻地阐明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发展了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和检验真理的标准的思想，从多方面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理性创新”。在政治经济学上，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等重要著述中，从20世纪初世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国际经济关系发展总体的高度，深刻地揭示了“垄断正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新阶段’的最新成就”等一系列理论要义，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列宁在对帝国主义理论的阐述中得出两个重要结论：一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新变化，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必然性，而且“正是从自由竞争中生长起来的垄断，是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向更高级的结构的过渡”；二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新变化，使得资本主义必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直接推进到资本主义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上，“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由此就应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列宁从多方面实现了政治经济学的“原理性创新”。在科学社会主义上，列宁结合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实际，深入研究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国家学说与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撰写了《国家与革命》等一系列重要著述，发展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列宁依据当时阶级斗争的新的事实、新的经验，在关于无产阶级必须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基本原理，在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问题的基本原理上作出的“原理性创新”，实现了20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新的飞跃。

列宁一生不仅始终如一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基本原则，同时也注重一切从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俄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在一起，不断研究新情况，着力解决新问题，致力于提出新理论，使马克思主义随着时代的变化和社会实践的变化而不断发展。列宁主义就是在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对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道路的问题探索，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从关于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方式问题、关于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过程中经济制度的基本特征的问题和关于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经济模式的选择问题等多个方面，作出了马克思主义的“原理性创新”。

毛泽东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的“原理性创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学理依循，也是毛泽东思想之所以成为20世纪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标识。毛泽东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原理性创新”，集中体现在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关于革命军队的建设和军事战略、关于政策和策略、关于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关于党的建设等各个方面。1981年，党的第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毛泽东同志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运用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部工作，在中国革命的长期艰苦斗争中形成了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这些立场、观点和方法，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2013年12月，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座谈会的讲话中，习近平对毛泽东思想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要义，从五个方面的“创造性”上作出阐释，这五个方面的创造性，深刻地包含了“原理性创新”的学理意蕴：一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理论的“原理性创新”上，创造性地解决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深刻分析中国社会形态和阶级状况，经过不懈探索，弄清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动力，提出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社会主义的两步走战略，制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开辟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革命道路；二是在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理论的“原理性创新”上，创造性地解决了在中国这种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建设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把党建设成为用科学理论和革命精神武装起来的、同人民群众有着血肉联系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三是在人民军队建设的“原理性创新”上，创造性地解决了缔造一个在党的绝对领导下的人民武装力量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建成一支具有一往无前精神、能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的新型人民军队；四是在党的革命的统一战线理论的“原理性创新”上，创造性地解决了团结全民族最大多数人共同奋斗的革命统一战线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为党和人民事业凝聚了一支最广大的同盟军；五是在战略策略理论的“原理性创新”上，创造性地提出和实施了一系列正确的战略策略，及时解决了中国革命进程中一道道极为复杂的难题，引导中国革命航船不断乘风破浪前进。这五个方面“创造性”，凸显了“原理性创新”的意蕴，是毛泽东思想之所以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的历史性飞跃的根本标识，成为20世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显著标志。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历史进程中，毛泽东提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结合新的实际作出一系列“原理性创新”，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原理。2015年，在党的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28次集体学习的讲话中，习近平在回顾毛泽东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独创性”理论贡献时指出：毛泽东“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对发展我国经济提出了独创性的观点，如提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理论，提出统筹兼顾、注意综合平衡，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农轻重协调发展等重要观点”。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这些“独创性”贡献，也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原理性创新”。

毛泽东在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涵及其过程的理解中，已经包含了“原理性创新”探索的理论自觉。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学理过程分作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化中国”的过程，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运用于中国具体实际，用以分析和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过程，即如毛泽东所指出的：“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这就是学理上“化中国”的过程；另一方面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总结中国社会实际发展和中国共产党人独特实践的经验，使之上升为马克思主义的新的思想和理论，形成具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新的内涵和形式，如毛泽东指出的：“要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要把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国来，在中国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形成马克思主义“原理性理论成果”。这两个方面构成“化中国”和“中国化”的过程，前者主要是理论原理运用于实践的过程，后者是实践经验在理性思维中上升到理论的过程；前者主要是理论指导和运用的过程，后者主要是理论性概括以及原理性创新的过程。“化中国”与“中国化”相辅相成、相互结合，在螺旋式上升中体现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过程和理论自觉，形成毛泽东对“原理性创新”的思想过程和学理特征。

三、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原理性创新”

“原理性创新”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成和发展的内在规定和必然过程，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内在规定的集中体现和独特禀赋，也是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实现“原理性创新”的基础和动力。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中，马克思主义的“原理性创新”探索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发展上作出的探索，这就是中央召开的学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出版座谈会上提出的“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作出了许多重大原理性创新”的探索；二是从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上作出的探索，这就是习近平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的讲话中提出的“重点研究阐释我们党提出的新理念新论断中原理性理论成果”。

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发展上作出的探索来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原理性创新”，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上主要体现于：以深刻理解“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集中体现，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思想基础”为学理遵循，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理论上，提出“要勇于全面深化改革，自觉通过调整生产关系激发社会生产力发展活力，自觉通过完善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发展要求，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符合规律地向前发展”，凸显“生产力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最活跃、最革命的要素，生产力发展是衡量社会发展的带有根本性的标准。这为我们分析社会发展提供了可靠依据”的原理性创新；“要坚持人民是创造历史根本动力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充分尊重人民所表达的意愿、所创造的经验、所拥有的权利、所发挥的作用，“要健全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体系，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保证人民始终是国家的主人、社会的主人、自己命运的主人，享有更广泛、更真实、更便捷的民主权利和自由”理论上的“原理性创新”；在对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探索中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了许多新要求”，揭示了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更加突出的问题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这已经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提出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本质特征，对马克思主义社会矛盾学说作出的“原理性创新”；在对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探索中，提出把握好“六个必须坚持”，即必须坚持人民至上、必须坚持自信自立、必须坚持守正创新、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必须坚持系统观念、必须坚持胸怀天下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及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是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原理性创新”。

在政治经济学方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原理性创新”，以深刻把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们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必修课”为学理依据，提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理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既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又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理论的“原理性创新”；新发展理念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经济的社会发展理论和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现实应用和理论创新，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社会发展理论的“原理性创新”；现代化经济体系，是对我国经济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是对马克思主义现代化建设理论体系和战略谋划的“原理性创新”；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鲜明特色，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康庄大道，是对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的“原理性创新”；人类文明新形态理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原理性创新”。

在科学社会主义方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原理性创新”，以深刻理解科学社会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揭示了资本主义运行的特殊规律，为人类指明了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的途径，为人民指明了实现自由和解放的道路”为学理基础，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的政治建设统领党的建设各项工作，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全面推进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原理性创新”；坚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坚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守人民立场思想，始终把人民立场作为根本立场，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要完善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制度机制，保障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让每一位辛勤劳动、艰苦奋斗、创新创造者都有梦想成真、人生出彩的机会”，“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迈进”的“原理性创新”；在人与自然关系上，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牢固树立和切实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让人民群众在绿水青山中共享自然之美、生命之美、生活之美，走出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的原理性创新。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既造福中国人民，又促进世界各国现代化，“实现现代化是世界各国不可剥夺的权利。西方现代化进程曾给广大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深重苦难”，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以中国和非洲为代表的第三世界国家相继实现独立和发展，不断纠正现代化进程中的历史不公，必将掀起全球南方现代化热潮，携手推进公正合理的现代化、携手推进开放共赢的现代化、携手推进人民至上的现代化、携手推进多元包容的现代化、携手推进生态友好的现代化、携手推进和平安全的现代化等关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原理性创新”。

四、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体系的“原理性创新”

从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方面作出的探索，“原理性创新”集中体现在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讲话中提出的九个方面的体系化和学理化概括之中，赋予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以新时代“原理性创新”的理论挈要和思想特征。

一是在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思想上，把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统一起来、同我们正在做的事情统一起来。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当今世界，要说哪个政党、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能够自信的话，那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这是对坚持“四个自信”同“坚守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和“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相结合理论的“原理性创新”。

二是在坚守人民立场思想上，提出“始终把人民立场作为根本立场，把为人民谋幸福作为根本使命，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要坚信党的根基在人民、党的力量在人民，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充分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把为人民造福事业推向前进。形成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凝聚起众志成城的磅礴力量，团结带领人民共同创造历史伟业的“原理性创新”。

三是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思想上，遵循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互作用、相互制约，支配着整个社会发展进程的学理基础；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共产党人接力探索、着力解决的重大问题；提出“要勇于全面深化改革，自觉通过调整生产关系激发社会生产力发展活力，自觉通过完善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发展要求，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符合规律地向前发展”的“原理性创新”。

四是在人民民主的思想上，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提出“在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中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不断加强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保障，加快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充分调动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更加切实、更有成效地实施人民民主”；我国全过程人民民主实现了过程民主和成果民主、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人民民主和国家意志相统一，“是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民主，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社会主义民主”；我国的人民民主贯穿在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政治生活的全过程，形成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原理性创新”。

五是在文化建设的思想上，提出“要立足中国，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发展各方面，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提高人民思想觉悟、道德水平、文明素养，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的原理性创新。

六是在社会建设的思想上，提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不断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迈进”的原理性创新。

七是在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上，坚信“自然是生命之母，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敬畏自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提出要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牢固树立和切实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让人民群众在绿水青山中共享自然之美、生命之美、生活之美，走出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的原理性创新。

八是在世界历史的思想上，坚守中国对外开放，不是要一家唱独角戏，而是要欢迎各方共同参与；不是要谋求势力范围，而是要支持各国共同发展；不是要营造自己的后花园，而是要建设各国共享的百花园；提出“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不断拓展同世界各国的合作，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在更多领域、更高层面上实现合作共赢、共同发展；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中，坚定地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推动构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作出“同各国人民一道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把世界建设得更加美好”的原理性创新。

九是在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思想上，要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着力提高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着力增强抵御风险和拒腐防变能力，不断把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推向前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在、幸福所在。提出“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永远保持共产党人政治本色，“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原理性创新。

这九个方面的“原理性创新”，对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历史性发展和阶段性跃升有着重要的意义。一是清晰了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中“原理性创新”中“源”和“流”的关系。在关于坚守人民立场思想中，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之“源”在于：“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品格”，坚守人民立场贯穿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全部内容之中；新时代“原理性创新”的思想精粹就是“尊重历史规律的必然选择，是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自觉担当”。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一“源”和“流”的关系，刻画了“原理性创新”中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历史赓续和时代发展的鲜明底色和思想真谛。二是深化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原理性创新”中蕴含的科学理论和科学精神的深相契合。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民主思想基本原理的内涵就是：“‘以新的真正民主的国家政权来代替’。国家机关必须由社会主人变为社会公仆，接受人民监督。”从民主政治建设中的“监督”，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制度保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思想的形成，彰显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时俱进、守正创新的理论品质，揭示了新时代“原理性创新”的思想精髓和学理升华。三是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原理性创新”，对马克思主义历史性发展和阶段性跃升的重大意义。关于世界历史的思想，最初只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科学“预言”，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发展中，这一思想“已经成为现实，历史和现实日益证明这个预言的科学价值”，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上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原理性创新”，昭示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原理性创新”的理论标识和思想辉煌。

五、新时代“原理性创新”开辟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新境界

2018年5月，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习近平提出了“不断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新境界”的新思想。“21世纪马克思主义”提出之初，习近平就认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以“观察时代、解读时代、引领时代”为学理特征，以鲜活丰富的“当代中国实践”为思想自觉和理论底色的；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和理论创造，用宽广视野吸收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坚持在改革中“守正出新、不断超越自己”为思想品质和理论风范的；也是以博采众长、不断完善自己，“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为理论特征和思想精髓的。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的“原理性创新”的探索，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确立了深刻的思想内涵和学理意境。

第一，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的“原理性创新”，以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征的新概括为学理依据，拓展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体系性创新和学理性升华。2018年5月，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习近平从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和时代意蕴上，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过程的理论特征作出三个方面的新的概括，拓新了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的“原理性创新”的学理化依据，形成了推进21世纪马克思主义体系化的思想基础：一是马克思主义“科学性和真理性”的理论特征，在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中得到更为集中的体现，使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认识提升到新的高度，从三大规律认识的高度拓展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原理性创新”的新境界；二是马克思主义“人民性和实践性”的理论特征，在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中得到更为深刻的凝练，在理论创新主体和实践创新过程的系统集成中，不断丰富和推进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新路向；三是马克思主义“开放性和时代性”的理论特征，在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中得到更为显著的升华，不断赋予马克思主义以新的时代内涵，彰显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时代精神。“科学性和真理性”“人民性和实践性”和“开放性和时代性”所体现的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特征，提升了“原理性创新”在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体系化境界和学理化意蕴。

第二，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的“原理性创新”，以“两个结合”的规律性认识为思想原则，升华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意境和时代特征。“两个结合”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百年历程规律性认识的深刻揭示。2023年6月，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提出：“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这是我们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认识。”“两个结合”规律性认识作为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的“原理性创新”，最重要的启示就在于：坚守好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是理论创新也是“原理性创新”的基础和前提。“两个结合”所体现的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的“原理性创新”，提升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则和哲理规定。

第三，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的“原理性创新”，以对大历史观的把握为历史意识和现实关照，擘画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时代课题和理论指向。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习近平认为：“只有在整个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才能透视出历史运动的本质和时代发展的方向。”纵观世界社会主义500年“大历史”，对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从理论到现实、从一国实践到多国发展，以及从单一模式到多种样式发展历程作出深入阐释，展现了社会主义“大历史”的恢宏乐章，体现了新时代“大历史”命题的深湛视域。对社会主义大历史观的深刻把握，有利于深化对社会主义思想、运动和制度的艰辛探索、砥砺奋进的历史过程的理解；有利于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四个自信”的思想自觉；有利于深化和坚守共产主义的信仰、科学社会主义的信念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也有利于深刻把握“原理性创新”历史趋势和时代本质，深刻理解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时代主题和理论指向。从大历史观上对马克思主义作出“原理性创新”的探索，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理论指向。2013年12月，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社会基本矛盾推动社会发展的规律”作出“原理性创新”的探索。习近平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提出的“两个必然”论点，是“就人类历史总的发展趋势而言的，是历史规律的必然指向”而言的；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出的“两个决不会”的论点，则“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资本主义至今没有完全消亡，为什么社会主义还会出现苏联解体、东欧剧变那样的曲折，为什么马克思主义预见的共产主义还需要经过很长的历史发展才能实现”。从“两个必然”和“两个决不会”相互结合的历史辩证关系上看，才能够更为深入地理解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原理揭示的“历史规律的必然指向”，也才能够更为深刻地把握21世纪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向中三个“为什么”课题的内涵，在“原理性创新”中深化21世纪马克思主义时代主题和理论指向的把握。

第四，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的“原理性创新”，以对世界观和方法论上“六个必须坚持”的理解为学理依据，升华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方法遵循和理论自觉。“六个必须坚持”本身有着显著的“原理性创新”的意蕴，同时又有着重要的“原理性创新”的方法论指导。“必须坚持人民至上”，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党的理论是来自人民、为了人民、造福人民的理论，人民的创造性实践是理论创新的不竭源泉，这就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根本价值所在；“必须坚持自信自立”，要坚守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以更加积极的历史担当和创造精神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做出新的贡献，这就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的根本立场所在；“必须坚持守正创新”，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以真理的精神追求真理，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动摇、不断赋予马克思主义以新的时代内涵。只有守正，才能坚守正确方向不迷失方向、不犯颠覆性错误；唯有创新，才能把握时代、引领时代，紧跟时代步伐、顺应实践发展，这就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的理论品格所在；“必须坚持问题导向”，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以重大问题为导向，抓住关键问题进一步研究思考，着力推动解决我国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这就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的思维特质所在；“必须坚持系统观念”，“系统观念是具有基础性的思想和工作方法”。不断提高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系统思维、创新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能力，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提供科学方法，这就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的思想方法所在；“必须坚持胸怀天下”，要拓展世界眼光，深刻洞察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积极回应各国人民普遍关切，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做出贡献，以海纳百川的宽阔胸襟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推动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这就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的担当精神所在。

新时代党的理论创新所实现的“原理性创新”，是以新时代关于三大理论特征、“两个结合”的规律性认识、大历史观视域、“六个必须坚持”方法论坚守等四个方面的理解和把握为基础的，这四个方面本身既是“原理性创新”的重要内涵，又是实现21世纪马克思主义理论“原理性创新”的体系性创新和学理性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