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国共产党在百余年奋斗历程中不断营造廉洁文化氛围，确保党的先进性与纯洁性。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建设有着深厚的理论渊源与文化根基，既是对马克思主义廉洁文化观的继承与发展，也是对中华优秀传统廉洁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国共产党对廉洁文化建设的不懈探索深深扎根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历程，为助力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积攒了丰富历史经验。立足科学原理和遵循历史经验的实践，才是科学的实践。新时代新征程，谱写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建设新篇章、推动廉洁文化建设向纵深发展，需遵循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廉洁文化建设的顶层设计，注重提升廉洁认知、坚守价值旨归、锚定重点对象、完善治理模式。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建设；理论基础；历史经验；实践必然

[作  者]郭庆松，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导师，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党委书记、教授；汪爽，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来  源]原载于《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25年第2期

　  廉洁文化是一种融道德观念、价值尺度、行为规范、社会风尚等为一体的文化形态，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逐步形成并被社会成员普遍认同的以廉洁为导向的精神文化、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等的总和。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廉洁文化建设，在百余年奋斗历程中不断营造廉洁文化氛围，确保党的先进性与纯洁性。早在1947年，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就提出了“肃清贪官污吏，建立廉洁政治”这一重要政策。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加强廉洁文化建设被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习近平指出：“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保持党的肌体健康，始终是我们党一贯坚持的鲜明政治立场。”加强廉洁文化建设，是在新时代遏制腐败产生、构建廉洁政治的有力支撑，是党的自我革命不断深化的文化基础，事关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为助力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需要加强廉洁文化建设，“使严厉惩治、规范权力、教育引导紧密结合、协调联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把“加强廉洁文化建设”作为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重要内容。中国共产党加强廉洁文化建设，既是贯彻“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的必然要求，具有深厚的理论基础，也是党的自身建设的内在要求，具有丰厚的历史经验；新时代新征程，进一步加强廉洁文化建设，不断谱写廉政实践新篇章，对于全面增强党员干部抵制腐败的政治定力，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笔者对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建设的系统考察与深入研究就依此展开。

一、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建设有着深厚的理论渊源与文化根基，既是对马克思主义廉洁文化观的继承与发展，也是对中华优秀传统廉洁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可以说，中国共产党百余年来廉洁文化建设的理论与实践，本身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廉洁文化建设领域的具体呈现。

（一）理论渊源：马克思主义廉洁文化观

　　马克思主义廉洁文化观深刻揭示了腐败现象产生的根源与危害，明确了无产阶级政党的角色定位，为创立和建设廉洁社会指出了实现路径，为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建设提供了不竭的理论源泉。

　　腐败现象产生的根源是私有制，其危害是使无产阶级深陷于无情压榨与奴役。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原始社会，劳动产品只能勉强维持人类基本生存，并不存在滋生腐败的土壤，但随着社会进一步分工、剩余产品出现，原始公社财产不断被私人侵占，腐败问题便产生了。阶级对立出现后，腐败现象愈发严重，占有生产资料的阶级在争得统治权力后“总是使整个社会服从于它们发财致富的条件，企图以此来巩固它们已经获得的生活地位”。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资产阶级统治下的国家政权不过是压榨和奴役无产阶级的卑劣事物，它受无产阶级供养，又反过来奴役无产阶级。在这一社会条件下，大多数人在巨额国债和苛捐重税的压迫之下陷入贫困，少数人则争夺利益和权势，国家政权成了名副其实滋生腐败的温床，“表面上是替国民服务，实际上却是对国民进行统治和掠夺”。

　　无产阶级政党是“社会公仆”。《共产党宣言》指出，“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无产阶级政党在领导无产阶级进行抗争的运动过程中，不提出任何代表私人利益的特殊原则，“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马克思、恩格斯强调，无产阶级在执政后必须明确自身“社会公仆”的角色定位，保证国家权力始终服从服务于人民，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由于一方面废除了常备军和国家官吏，另一方面规定公职人员不论职位高低一律与工人同薪，马克思高度赞扬巴黎公社尝试建设“廉价”政府的实践，认为它“实现了所有资产阶级革命都提出的廉价政府这一口号”，是“新社会的光辉先驱”。此外，马克思、恩格斯还高度重视政党的纪律建设，指出无产阶级政党须绝对保持党的纪律，这是政党得以集中力量开展革命斗争的关键。

　　从实现路径看，无产阶级政党要依靠民主与法治，以“自由人联合体”创建廉洁社会。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加强群众和党内双重民主监督，能有效预防腐败。巴黎公社实行的普选制，是人民能够行使监督权的必要前提。公社实行政务信息公开，被选出的公职人员“总是在公众监督之下进行工作”，如果出现滥用职权和官僚主义现象，人民群众可以行使罢免权将其撤换。在《莱茵报》工作时期，马克思就强调了舆论监督的重要性，认为报刊可以揭露当权者的不当行为，应当成为廉洁社会的捍卫者。恩格斯指出了党内监督的重要性，认为政党要正视自身问题，敢于针对腐败问题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一个政党宁愿容忍任何一个蠢货在党内肆意地作威作福，而不敢公开拒绝承认他，这样的党是没有前途的。”民主监督固然重要，但法治保障同样不可少。马克思、恩格斯强调，法律必须体现人民群众的意志，并且只有以法律形式固定各项民主权利，才能更好地维护人民民主。马克思指出：“旧政府权力的纯粹压迫机关应该铲除，而旧政府的合理职能应该从妄图驾于社会之上的权力那里夺取过来，交给社会的负责的公仆。”这阐明了无产阶级政党要推进“国家职能”的合理回归，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合理职能”应由“公仆”完成，昭示出无产阶级运动的最终目标是实现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实现“自由人联合体”与创建廉洁社会具有同构性，标志着“两个绝大多数”的最终实现，彰显出马克思主义对现实的人的关怀。

（二）文化根基：中华优秀传统廉洁文化

　　“中国共产党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者和践行者，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中华优秀传统廉洁文化蕴含着廉是治国之本、廉是为官之要，“修身齐家”“家国同构”“德主刑辅”是廉洁治理之术的丰富思想，为中国共产党的廉洁文化建设提供了文化源泉。

　　廉是治国之本，这是中国古人的治国智慧。所谓“廉者政之本矣，乃国之四维”（孟子《孟子·离娄下》），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廉”字起初被用来标定建筑结构，指的是堂厅的侧边；“洁”字起初被用来形容水声，意指洁净。“廉洁”一词始见于《楚辞·招魂》，用来形容一个人正直高洁的品格，即“不受曰廉，不污曰洁”（东汉王逸《楚辞·章句》）。春秋时期政治家把“廉洁”引申到政治领域，把“礼”“义”“廉”“耻”视为维持国家四大支柱，即“国之四维”，将之提升到关乎国家兴衰存亡的高度，即“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管仲《管子·牧民·国颂》）。倡导廉洁还体现为对封建君主的劝诫。古代君主的品行对王朝存续具有关键作用，君主切不可背离廉洁，正所谓“为主贪，必丧其国”（唐·吴兢《贞观政要·贪鄙》）。某种程度上，中国古代王朝衰亡史就是一部腐败史，夏桀、商纣王、隋炀帝等统治者皆因贪暴无度而导致王朝终结。廉洁是治国之本，还体现了“以民为本”的传统政治伦理。“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佚名《尚书·五子之歌》）道出了顺应民心是邦国安宁的必然前提。“廉政所以得民心，得民心所以存社稷”，“得民心”是关键一环，正所谓“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管仲《管子》）。传统民本思想重视“民”的力量，如“君舟民水”论；关注“民”的诉求，如“国之兴亡不由蓄积多少，惟在百姓苦乐”(唐·吴兢《贞观政要·奢纵》)。尽管民本思想存在历史局限性（旨在维护封建皇权、确保皇权至上），但其体现的尊重民意、爱惜民力、体恤百姓等价值追求，对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建设具有启迪作用。

　　廉是为官之要，这是中国古人的为官之道。官吏作为统治理念的推行者，是腐败治理的重点。所谓“吏不廉平，则治道衰”（东汉班固《汉书·宣帝纪》），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传统廉洁文化重视以“廉”为核心的“官德“，因此，治国要先治吏。清廉从政是对官员为政德行的基本要求，廉洁是自古以来选拔和考核官员的重要尺度。《周礼》记载了“廉能并重、以廉为本”的官吏考核标准，认为评价官员要从“六廉”即“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西周周公《周礼·天官冢宰》）出发。《为吏之道》要求官员要做到包括“清廉毋谤”在内的“五善”德行。“中正六条”是晋代官吏的德行准则，包含“洁身劳谦”。南宋《昼帘绪论》有言，“莅官之要，曰廉曰勤”。“廉”与“勤”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否则廉洁就会变成空洞的口号。廉洁是“为官之要”，还体现在对清官文化的塑造方面。一个廉洁的官员可以发挥以上率下示范作用，公正廉明的官风则可以带动淳朴清廉的民风。正所谓“其身正，不令而行”（春秋孔子《论语》），清官良吏对民众具有正面的导向作用，作风俭廉、秉公断案会产生使民众归服的威望。虽然古代清官被标榜为“爱民如子”的“青天大老爷”，包含“君臣父子”“尊卑贵贱”的封建等级观念，但它已最大限度地追求勤廉爱民、公正无私、伸张正义，因此受到古代大众的欢迎、认可。廉是为官之要，既指明了廉洁治理的重点对象，也指明了清官良吏的人格力量，因此有助于廉洁文化建设。

　　“修身齐家”“家国同构”“德主刑辅”是廉洁治理之术。传统廉洁文化主张以培育廉洁家风构建廉洁社会：个人注重提高自身廉洁修养是家庭廉洁的根基，家庭廉洁又是整个国家廉洁的基础。《大学》中“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便是对“家国同构”治理模式的经典表述。个人修身是实现“家国同构”之始，古人强调“君子”要慎独修身，即便在无人监督、处理微小事情时也能遵守正确的义利观，即“可以取，可以无取，取伤廉”(战国孟子《孟子·离娄下》)。在追求高尚品行修养的基础上，古代“圣贤”通过言传身教达成严格治家的目的，留下了许多优良家训。陆游在《放翁家训·序》中说：“天下之事，常成于困约，而败于奢靡”；曾国藩在家书中告诫其子，一个家族的兴旺靠的是家族成员勤劳苦干、节约俭朴，骄奢懒惰则会导致家族衰落。传统廉洁文化强调“以德养廉”，在“德治”基础上提出了依靠法律来辅助廉洁治理的观点。所谓“有法度之制，故群臣皆出于方正之治，而不敢为奸”（春秋管仲《管子·明法解》），说的就是这层意思。中国共产党人内化传统廉洁文化中的“家国同构”“德法并举”，摈弃其“人治”弊端，生成“德治”与“法治”的辩证视角以发挥廉洁家风在廉洁文化建设中的涵养作用。

二、历史经验：加强自身建设的优良传统

　　历史规律性和历史必然性相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论点。百余年来，“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奋斗，在进取中突破，于挫折中奋起，从总结中提高，积累了宝贵的历史经验”。这是我们研究历史规律性和历史必然性的重要基础。中国共产党对廉洁文化建设的不懈探索深深扎根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历程，为助力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积攒了丰富历史经验。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初步创建

　　中国共产党甫一成立就高度重视廉洁文化建设，体现在加强党的纪律建设、强化权力监督与制约、惩治腐败分子等方面。在加强纪律建设方面，党的二大审议通过《中国共产党章程》，单列“纪律”一章，规定党员必须严格执行中央的命令和决议，必须保持自身纯洁性，除特经许可外，不得加入其他政治党派；规定如果党员违背相关纪律，在六种情况下可以开除。1926年，中共中央敏锐察觉到，随着革命潮流不断高涨和党组织不断壮大，党内混进一批投机腐败分子，遂颁布了《关于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的通告》这一反腐文件。1929年，为纠正组织松懈问题，《古田会议决议》把“没有发洋财的观念”规定为入党条件之一。在强化权力监督和制约方面，一方面重视党内监督，另一方面重视群众监督。1933年8月，规定当时的纪检监察机构（中央党务委员会以及省县监察委员会）具有严查腐败的职责，“检查违反党的总路线的各种不正确的倾向、官僚主义及腐化现象等”；《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规定人民群众有“不限于以任何方式控告公务人员非法行为的权力”，肯定了群众在廉洁治理中的作用。在惩治腐败分子方面，制定了严厉的惩治法令，指出“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规定，对于贪污公款达500元以上的贪腐分子可判死刑，并查办了一批贪腐的大案要案，提高了党员干部的思想觉悟。在解放战争即将取得全面胜利之际，毛泽东更警示全党同志，必须保持廉洁作风，为即将来临的执政考验做好准备，预见性提出“两个务必”的自律要求。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建设主要致力于塑造廉洁政党形象以团结最广泛的革命力量，尽管这些实践只是初步的，但对于建设无产阶级先进政党必不可少。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曲折前行

　　新中国成立，中国共产党将自身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高度关注腐败问题并采取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举措。

　　一是发动群众，大规模开展惩治腐败运动。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党推行了一系列有利于恢复国民经济的措施，促进了工商业发展，但也滋生了一批利用官员贪腐行为追逐不法利益的资本家，出现了部分国家工作人员被不良习气腐蚀的现象。对此，1951年底，我们党开展“三反”即“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运动，旨在惩治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贪腐行为。“三反”运动增强了全党抵抗腐蚀的定力。1952年初，为推进“三反”运动取得更好成效，我们党又针对不法资本家开展“五反”运动即“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斗争，惩治了一批违法违规的私营工商户。

　　二是大规模开展整党整风运动。1950年整风运动强调要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重点是纠正各级领导干部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居功自满情绪。1951年整党运动侧重整顿基层党组织，以共产党员标准对党员进行普遍教育、审查鉴定党员是否具备党员条件，并根据审查鉴定结果做出组织处理，提升了全党的纯洁性。1957年整风运动主要发动党内外群众以整顿党内不良工作作风，满足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这些运动在初期收集了许多中肯建议，但后来出现扩大化趋势，使廉洁文化建设遭受损害——与此类似的还有1963年至1966年部分城乡开展的“四清”运动。可以说，这一时期廉洁文化建设虽然取得了明显成效，但也遭受一定挫折，反映出我们党建设愿望充足与建设经验不足。

（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创造发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济建设成为全党工作重心，但随着物质文明建设快速发展，一些腐败问题不断出现。对此，邓小平一针见血地指出，一定要刹住腐败之风，否则经济建设将无意义。他创造性地提出，既要促进物质文明发展，又要惩治腐败以推进精神文明建设，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这两手“都要抓”，而且两手“都要硬”。邓小平强调，反腐败不是一场短时间就能结束的战斗，“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并指出，廉政建设“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对此，邓小平重视发挥党内、群众、人民政协、民主党派等合力监督的作用，推动逐步恢复并重建了检察体制。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江泽民提出，要把腐败治理上升为政治斗争。他认为，腐败会从内部攻破党的堡垒，使改革发展失去政治保证；反腐败工作并非对立于，而是服务于经济建设、改革开放。对此，他提出廉洁文化建设的新思路即“标本兼治，综合治理”，可阐释为“教育是基础，法制是保证，监督是关键”。江泽民还强调，腐败会破坏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动摇党的执政地位，因此对于任何腐败行为都要严查严办，并提出要把廉洁文化建设纳入各级领导干部工作成效的考核范畴。党的十六大以后，随着我们党对反腐倡廉工作规律的认识不断深化，胡锦涛提出“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新方针，进一步完善了廉洁文化建设的策略，并指出反腐倡廉工作是系统性工程。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反腐倡廉建设”，将其纳入党的建设的总体布局，进一步凸显了反腐败斗争的极端重要性。这一时期，党的廉洁文化建设不断开创新局面，极大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纵深推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各方面取得重大进步，但依然面临“四大考验”“四种危险”。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战略任务，并通过开展主题教育、推进反腐败制度完善、弘扬和培育廉洁文化理念等举措，将系统化、制度化、规范化建设不断嵌入廉洁文化建设，开创了廉洁文化建设新境界。在开展主题教育方面，以党内集中教育形式开展了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党史学习教育、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党纪学习教育等7次主题教育，既注重理论武装又坚持问题导向，夯实了廉洁思想根基。在推进反腐败制度完善方面，颁布与党内法规制度相关的条例和工作规划纲要，完善党内法规；颁布与党内监督工作相关的条例、修订与中央巡视工作相关的条例，完善国家监督体系；构建“三不一体”的反腐败战略方针，夯实“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反腐防腐的重要基础；等等。习近平强调，在反腐败斗争中，要坚持治标与治本的同步推进，“构建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体制机制”，目标在于构建标本兼治的体制机制。在弘扬和培育廉洁文化理念方面，习近平多次强调：“要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和践行忠诚老实、公道正派、实事求是、清正廉洁等价值观。”2022年1月，习近平在党的第十九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首次提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这一重大政治命题。次月，《关于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的意见》同步印发，将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建设廉洁政治的“三清”即实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进一步拓展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的“四清”即实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社会清朗”，从而对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深化标本兼治，推进反腐败国家立法，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从而进一步清除腐败产生的土壤和条件，为廉洁文化建设提供重要遵循。此外，党的二十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三次全会以及二十届三中全会都强调要“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并对“如何加强廉洁文化建设”做出重要部署，尤其是党的二十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提出了“制定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三年行动计划（2025—2027年）”的要求。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服从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需要，廉洁文化建设理论构建和实践要求随之不断深化。

三、实践必然：谱写新时代新征程实践新篇章

　　立足科学原理和遵循历史经验的实践，才是科学的实践。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建设脚踏实地、承前启后，在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生动实践中铺展开来。新时代新征程，谱写中国共产党廉洁文化建设新篇章、推动廉洁文化建设向纵深发展，需遵循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廉洁文化建设的顶层设计，注重提升廉洁认知、坚守价值旨归、锚定重点对象、完善治理模式。

（一）提升廉洁认知：“腐败是最容易颠覆政权的问题”

　　国内外政党建设的经验教训启示我们，必须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斗争深嵌于波澜壮阔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尽管取得了一系列成就，但始终没有彻底清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对此，我们应深刻意识到反腐败斗争不可能一劳永逸，而必须久久为功，强力抓、经常抓、长期抓，实现反腐败斗争常态化、长效化。“反腐败高压态势必须继续保持，坚持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对腐败分子，发现一个就要坚决查处一个。”“零容忍”不仅体现为对腐败犯罪不手软、对严重腐败行为不宽容，还体现为对“微腐败”不放过。坚持从“惩治”和“防范”着手、坚持“破纪”与“破法”同纠、坚持“抓早抓小”及时处理、坚持行贿与受贿双主体查办，这都鲜明表现出我们党“没有禁区、没有例外”的“零容忍”反腐败态度。腐败是侵蚀党的健康肌体的毒瘤，如果任其肆意蔓延，必将瓦解党的执政根基，最终导致无法挽回的亡党亡国局面；古人讲，“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宠赂章也”(春秋左丘明《左传·桓公二年》)，说的就这个道理。因此，要将反腐败斗争嵌入党的自我革命，以刀刃向内的勇气刮骨疗毒，祛除腐败毒瘤，破除“历史周期率”的魔咒。概言之，“腐败是最容易颠覆政权的问题，反腐败是最彻底的自我革命”。对此，在党的二十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习近平提出，“反腐败绝对不能回头、不能松懈、不能慈悲，必须永远吹冲锋号”；党的二十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提出，对于反腐败“一步不停歇、半步不退让”，并要求以必胜信心打赢攻坚战、以如磐恒心打赢持久战、以坚强决心打赢总体战。

　　提升廉洁认知，还体现在惩治力度认识上：坚定不移“打虎”“拍蝇”“猎狐”，不让腐败分子有藏身之地。强化惩治力度是治标的关键，“要在不敢腐上持续加压，始终保持零容忍震慑不变、高压惩治力量常在”，通过发挥“治已病”的震慑作用达到“治未病”的目的。“老虎”指涉及腐败大案要案的高级干部，因其掌握的权力大，一旦沾染贪污，就会扭曲党的大政方针，对党的形象造成极其严重的损害；“苍蝇”指浸入群众日常生活的小规模腐败，因其贴近群众生活对群众利益的侵害更加直接；“狐狸”指逃往国外躲避贪污惩处的罪犯，他们的存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打虎”“拍蝇”的震慑力。党中央秉承“打虎”“拍蝇”“猎狐”三管齐下严惩腐败的行动理念，统筹中央和地方、国内和国际的反腐工作，在空间上打造了惩治腐败分子的全链条闭环，表明“决不允许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决不是一句空话。

（二）坚守价值旨归：“始终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

　　廉洁文化建设以“为了人民”为价值旨归。廉洁文化建设关乎民心所向，不只是我们党对反腐败工作的推进与延续，更是对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的坚守与接力。“人民群众反对什么、痛恨什么，我们就要坚决防范和打击。人民群众最痛恨腐败现象，我们就必须坚定不移反对腐败。”廉洁文化建设需要关切人民需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人民群众的主要需要从过去的“求生存”以解决温饱到“求发展”并呈现出多元化发展趋势，从而对“清廉”提出更高要求。良好的党风、政风又是增进人民福祉的有力保障，中国共产党进行廉洁文化建设，本质上就是为了与特权思想、以权谋私、贪污腐化彻底决裂，涵养风清气正的党风政风。廉洁文化建设与满足人民需要紧密结合，着力解决危害党群关系、侵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遏制公权力“异化”，就是为了实现人民群众对廉洁公正的社会风尚的向往。

　　廉洁文化建设以“依靠人民”为动力支撑。人民群众是廉洁文化建设的重要力量，决定着廉洁文化建设的有效性，因此，需要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有人民群众鼎力支持，我们一定能够打赢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这场攻坚战、持久战。”要充分发挥群众的监督作用，使之与其他监督力量形成强大合力，让贪腐行为、不正之风无处可藏。实践中，要不断畅通和完善群众检举贪污腐化的渠道，建立健全相关机制，及时回应群众揭发；要充分收集群众意见建议，将之作为制定和完善相关措施的重要参考。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强调人民的主体地位，对此，要牢记人民是“阅卷人”，要把人民视为廉洁文化建设成效的最高裁决者和最终评判者。

（三）锚定重点对象：“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

　　领导干部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中坚力量，抓住这个“关键少数”，廉洁文化建设才抓住了重点。一是要抓理想信念教育。要求领导干部多学原著以增长看家本领，多读党史以感悟初心使命，多学榜样以深化实践运用。“坚守这份理想信念，是拒腐防变的思想根基。”二是要进一步严明纪律。新时代以来，党中央三次修订《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明确提出党纪要严于国法，不断充实违纪条款、完善处分规定，提供了纪律戒尺，划定了行为边界。因此，领导干部要用心学纪、准确知纪、对标明纪、严格守纪，自觉做守住纪律红线、守牢纪律底线的“领头雁”“带头羊”。三是要坚持德才兼备的选人用人标准。选人用人标准是第一道关口。在坚持德才兼备基础上从严选任，是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的基本前提。对此，选任干部既要对标“好干部标准”即“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也要树立正确的选人用人导向，打造坚不可摧的廉洁型干部队伍。

　　紧盯“关键少数”，并不意味着放松对“绝大多数”普通党员的管理。对此，要“坚持抓‘关键少数’和管‘绝大多数’相统一”。党的廉洁形象离不开每一位党员的作为，廉洁是对全体党员同志提出的普遍要求。对领导干部提出的廉洁要求更高更严，可以为广大党员树立起廉洁标杆，从而使党风政风得到全面净化。统筹管理“关键少数”与“绝大多数”彰显出全面从严治党的要求，体现了“全面”的广度、“从严”的力度、“治理”的强度有机统一。

（四）完善治理模式：“实现法治和德治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法治在廉洁文化建设中发挥着根本性作用。对此，习近平指出：“铲除不良作风和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根本上要靠法规制度。”新时代以来，我们党加强立法工作以及法规制度建设，不断完善有关廉洁治理的党内法规和国家法规，使廉洁文化建设有法可依；全方位、系统化扎紧制度“牢笼”，通过宣传教育增强全党的法治意识；制定和修订《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通过发挥巡视作用破解自我监督难题；发布刑法修正案，加重对行贿者的惩治力度，并进一步推动对行贿受贿行为的双向打击；等等。可以说，廉洁文化建设永远在路上，需要根据具体实际不断完善法律法规体系，用法治为廉洁文化建设提供刚性约束力。

　　道德的力量同样不可或缺。“一个人能否廉洁自律，最大的诱惑是自己，最难战胜的敌人也是自己。”如果一个人管不住自己，缺乏自律能力，那么不论法律法规体系多么严密，都难以发挥充分发挥其作用。因此，党员要提升自己的党性修养和道德修养，最大限度克制自己的私心和贪欲。在党性修养方面，要用科学理论武装自己，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理念，摆正公与私的关系，对照党章、党规、党纪严格规范并时常反思自己的言行举止。在德性修养方面，要坚定理想信念以明大德、站稳人民立场以守公德、约束操守行为以严私德。“全党同志都要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做到克己奉公、以俭修身，永葆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

　　家风建设也非常重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即“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春秋·曾子《礼记·大学》），讲的就是个人修养、家庭管理、国家治理乃至世界太平的辩证统一关系。家庭是一个人生存的初始场域，家风对个人品格的形成具有奠基作用。因此，廉洁家风是廉洁社会风气的重要构成。“广大家庭都要弘扬优良家风，以千千万万家庭的好家风支撑起全社会的好风气。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抓好家风。”党员干部的家风是社会道德“风向标”，要充分发挥党风政风与社风民风的相互促进作用，让廉洁家风扎根千万家庭，推动社会风气整体向上向善，形成“崇廉耻贪”的社会风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