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自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以来，国际社会通过定期纪念战争中的重要事件和胜利日，深入反思这场空前规模的全球性战争，以铭记历史、守护和平。自1938年7月7日《新华日报》发布社论《抗战建国纪念日》、延安各界举行追悼抗日阵亡将士及死难同胞大会并举行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奠基典礼开始，中国共产党形成了一个重要的政治传统，即每逢重大时间节点，通过领导人讲话、报刊社论、群众集会、国家公祭等多种形式，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人民抗战的胜利、缅怀死难同胞和英雄烈士。这包括1939年至1946年间，由毛泽东、周恩来等人起草并发表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抗战两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等多份纪念宣言；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政府将“七七”抗战纪念日和“九三”抗战胜利日列入全国纪念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常态化参加纪念活动并发表重要讲话。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出席国内外纪念活动、国际组织会议及外交出访等场合，系统阐释了中国共产党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认识。在长期纪念活动中，中国共产党坚持和运用唯物史观，深化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认识，完善反思历史的方法论，在认识历史的事实依据、科学方法、价值取向与现实意义等四个方面揭示了纪念重大历史事件的重要价值和基本遵循，蕴含着科学的历史认识论。
一、从历史认识的客观性看，建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历史记忆必须立足历史事实
人类历史活动具有不可重复性与不可变更性，这决定了历史事实及其内在联系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虽然历史叙述和历史记忆的建构不可避免地涉及主体性因素，但它们始终受到客观历史事实的制约。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强调，认识历史必须以历史事实为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唯物史观时就明确提出从事实出发的原则，认为“在自然界和历史的每一科学领域中，都必须从既有的事实出发”，[1]440“新的事实迫使人们对以往的全部历史作一番新的研究”。[1]29他们积极揭露扰乱工人运动的“大量捏造的材料和报道”，[2]以帮助无产阶级了解历史事实。列宁强调，历史事实具有整体性，不能碎片化地挑选历史事实，“如果不是从整体上、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那么它们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连儿戏也不如”。[3]中国共产党始终尊重历史的客观性，坚持以实事求是的态度看待人类历史上的重大事件、看待中国历史和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历史，把认识历史、评说历史定位到把握历史规律、总结历史经验，以史为鉴、以史育人。正如习近平所指出：“历史不会因时代变迁而改变，事实也不会因巧舌抵赖而消失”，[4]3“任何人都不可能改变历史和事实”，[5]“历史的启迪和教训，不管承认不承认，永远就在那儿”。[6]12这些论述为构建正确的历史记忆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对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中国共产党主要从三个方面把握历史事实：第一，通过梳理战争进程，还原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从局部爆发到全面胜利的历史原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横跨亚洲、欧洲、非洲及大洋洲，其中苏联是欧洲主战场，中国则是东方主战场。中国的反法西斯战争始于1931年，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开始最早、持续时间最长，牵制了日本陆军总兵力的2/3以上，共歼灭日军150余万人，迟滞其“北进”苏联与“南进”太平洋的企图，为战争胜利付出巨大牺牲、作出巨大贡献。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通过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辟敌后战场，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二，通过揭示战争与战后国际秩序的关系，说明维护战争胜利成果的历史依据。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准则是主要胜利成果，为归还各国被侵占领土、确立集体安全机制与和平解决争端原则提供了坚实法理基础和事实依据。中国是联合国的创始会员国，是战后秩序的缔造者和坚定维护者，是防止战争复发、军国主义复燃的坚定力量。第三，通过把握战争性质，明确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正义性。“战争是由哪一个阶级进行的，是为了什么目的进行的”[7]决定了战争的社会性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本质是“正义战胜邪恶、光明战胜黑暗、进步战胜反动”[8]1的文明保卫战争。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以及中国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等司法机构，对侵略暴行和战争罪行进行了审判，基于充分的人证和物证，对战争性质作出了清晰的历史定论和法律结论，对包括南京大屠杀在内的侵略罪责进行了事实认定。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正义性质不可动摇，司法机构审定的司法结论不容挑战。基于以上三方面内容，中国共产党为构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历史记忆确定了事实基础。
值得警惕的是，在国际和国内，歪曲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历史事实、消解正确历史认知的企图长期存在，主要有三种倾向：第一，否定中国抗战贡献，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敌后战场的作用。如西方中心主义叙事将1939年欧洲战场爆发视为战争起点，贬低中国东方主战场地位，甚至把中国抗战看作太平洋战场的附属部分；国内外历史虚无主义宣扬贬低共产党、美化国民党的抗战史认知。第二，否定苏联在战争中的贡献。西方国家在纪念活动中将苏联与纳粹相提并论，淡化、质疑苏联击溃法西斯轴心的作用和地位。第三，系统性美化侵略者。日本右翼势力以“大东亚战争”“终战”等话语偷换概念，意图模糊战争的侵略性质，还将系统性暴行说成“个人行为”，炮制“南京事件虚构说”“慰安妇自愿论”“伯力审判阴谋论”等，意图逃避历史罪责；“合祀”侵华战犯，修改历史教科书，修改宪法，炒作台湾问题，意图颠覆战后国际秩序。一些西方国家出现右翼势力泛起和“新纳粹”扩张等现象，试图为纳粹暴行翻案。这些错误倾向严重违背历史真相，为建构符合史实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历史记忆制造迷障。
针对关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谣言妄语，中国共产党作出有力回应。在国内，首先采取“让历史说话，用史实发言”[9]的策略，整理和公布历史档案、照片、影像、口述史资料，包括拉贝日记、马吉影像、贝德士文献等跨国证据链，以事实批驳歪曲历史的错误言论；其次，推动文艺界以影视剧、纪录片、文学作品、戏剧等多种形式构建多维立体的历史记忆传承体系，引导人民树立正确认识；再次，设立国家公祭日，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以法律形式规范历史记忆表达的边界、形式和载体，依法惩治歪曲、丑化、亵渎、否定英雄烈士事迹和精神的行为。这些措施使基于历史真相的记忆融入社会共识、上升为具有制度保障的国家记忆。在对外交往和跨文化传播中，中国共产党关注不同国家历史记忆的差异，注重通过共情叙事寻求共识记忆。主要方式是：其一，通过纪念活动，向曾支持中国抗日战争的外国政府和国际友人表达感谢，并在国际交流中讲述各国人民并肩作战、相互支持的历史。习近平多次提及“里斯本丸”营救事件，以及拉贝、贝熙叶医生等人的义举。他还引用克柳切夫斯基、莱辛、勃兰特等人关于历史的名言，如“如果丧失对历史的记忆，我们的心灵就会在黑暗中迷失”，[10]“历史不应该是记忆的负担，而应该是理智的启迪”，“谁忘记历史，谁就会在灵魂上生病”，[11]等等。这些论述基于客观史实，实现了实证性与情感性的结合，融通中外关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话语，传递了中国关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认知。其二，积极推动与其他国家联合开展纪念活动，发布关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联合声明，并促使联合国大会通过纪念二战胜利的决议，将南京大屠杀档案列入《世界记忆名录》，从而推动国际社会形成关于维护历史真相的共识。
二、从历史认识的科学性看，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要把握战争的本质和全貌
历史认识的科学性体现为基于事实解释历史现象、揭示历史规律的科学方法和理性思维。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历史进程是受内在的一般规律支配的”，[12]302历史运动本身的辩证法决定了认识历史思维活动的辩证法。认识历史不仅要从事实出发，更要通过科学研究，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表及里地把握历史的内在联系，从而避免“剪裁各种历史事实”[13]583和“肤浅的历史对比”。[14]466只有这样，才能在纷繁的历史现象中揭示其内在本质，形成规律性认识。
在创立、发展唯物史观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确立了顺向研究与逆向研究相统一的原则和“从后思索”的历史认识方法，他们既强调认识历史要循着时间的顺序进行从古至今的考察，也按照“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15]29注重事后的反思，对历史的科学分析是“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16]是从“已经完全确定的材料”[17]开始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还运用唯物史观考察战争这一人类历史上的普遍现象，指出：战争是私有制的直接、必然产物，“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18]不同阶级及阶级利益集团之间的对立和冲突是战争产生的直接原因。近现代以来，战争的根源多在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奴役政策，战争的性质是由其政治目的和社会历史条件决定的。应该把战争“和产生它的历史环境联系起来”，具体说明造成战争的历史条件，进而“弄清战争的性质”和“特点”。[19]33历史上所有的战争可以分为两类：正义的和非正义的。战争在进行中性质会发生变化；战争的胜利取决于多种因素，包括物质力量、精神力量、战略战术等。在现代战争中，科学技术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但人的因素始终是决定性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战争的科学理论，为中国共产党认识分析和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提供了方法论基础。
中国共产党在认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时坚持了以下原则：
其一，运用唯物史观的分析方法。中国共产党坚持以唯物史观这一“认识把握历史的根本方法”[20]24对战争的根源、性质和规律进行分析，实现历史研究的科学性与历史纪念的教育性的有机统一。习近平指出：“如果历史观错误，不仅达不到学习教育的目的，反倒会南辕北辙、走入误区。”[20]24在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回顾和思考为主题的政治局集体学习上，他强调“要坚持用唯物史观来认识和记述历史，把历史结论建立在翔实准确的史料支撑和深入细致的研究分析的基础之上”，[9]并通过多种形式的宣传阐释和主题教育加以纪念，将科学认识转化为社会共识。
其二，运用“从后思索”的认识方法。习近平指出：“历史，往往在经过时间沉淀后可以看得更加清晰。”[21]中国共产党在各次纪念活动中不断推进和完善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认识及表达。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认识和纪念站在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高度，以客观公正的态度，在纪念活动中表述国民党及其军队在抗战中的贡献，邀请国民党抗战老将领、老战士和遗属参加纪念活动，并加强相关抗战纪念遗址的修缮和保护，完善构建了“全民族抗战”的历史叙事。
其三，树立“大历史”的时空视野。毛泽东提出，研究历史要运用“古今中外法”，“弄清楚所研究的问题发生的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空间，把问题当作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究”。[22]习近平提出，要树立大历史观，“从历史长河、时代大潮、全球风云中分析演变机理、探究历史规律”。[23]420中国共产党坚持从长时段、宽视野的角度审视历史，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置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纵深与人类文明演进的整体图景加以考察。
通过运用上述科学方法，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关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科学认识，主要是：
其一，揭明法西斯发动战争的根本原因。毛泽东指出世界资本主义总危机“逼使各资本主义国家走入新的战争”。[24]475帝国主义主导的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秩序催生了“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通过战争称霸世界的野心”。[6]8
其二，揭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原因。习近平指出，从根本上看，战争的胜负取决于其性质，“正义战胜邪恶的历史潮流不可阻挡”。[6]11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根本原因在于“正义必胜！人民必胜！和平必胜”[25]447的历史规律，积贫积弱的中国能够战胜强敌不是历史的偶然。从具体上看，人民是战争胜利的力量源泉，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而不是物；各国人民的团结奋斗是胜利的坚实保障。正如毛泽东所说“团结是全国人民抗日的基础，也是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的基础”。[26]42习近平在总结中国抗战胜利的“决定因素”“关键”和“法宝”时特别强调了团结的作用，强调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证明“只要我们紧密团结起来，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5]
其三，辩证阐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对中华民族和世界的影响。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中国人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在内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改写了近代中国遭受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的屈辱史、苦难史，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开辟了新前景。对世界来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彻底结束了列强通过争夺殖民地瓜分世界的历史，彻底瓦解了在世界上存在了几百年的殖民体系，对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6]8
其四，强调中国人民以鲜血和生命打败了侵略者，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贡献。中国共产党坚定维护中华民族的国际声誉，强调中国人民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为了自己的解放，为了帮助各同盟国，曾经作了伟大的努力”，[27]1033付出了伤亡3500万人的沉重代价，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巨大贡献。经历过无数战争磨难的中国人民，对和平的珍贵有着更为深刻的认识，拒绝将自身经历的悲惨遭遇强加给其他民族，“是世界和平的坚决倡导者和有力捍卫者”。[4]6
其五，阐明和平来之不易，争取和平、维护和平离不开斗争。中国共产党珍视和平，强调破坏和平的因素长期存在。毛泽东指出：“法西斯侵略国家被打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国际和平实现以后，并不是说就没有了斗争”。[27]1031习近平指出：“今天，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时代主题，但世界仍很不太平，战争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依然悬在人类头上。”[25]446这表明“和平是需要争取的，和平是需要维护的”。[4]4因此，要以史为鉴，坚定维护和平的决心，牢记“能战方能止战”这一“战争与和平的辩证法”，[28]93发扬斗争精神，敢于用斗争赢得和平。
中国共产党关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科学认识，不仅运用了马克思主义战争观具体分析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把握了战争的本质和全貌，而且昭示认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应该坚持事实评价与价值评价的统一。这些科学认识成为凝聚中华民族共识的重要基础，也是破除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欧美中心论”叙事的重要依据。
三、从历史认识的价值性看，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要彰显对崇高价值的坚守
历史认识是一种价值认识，不同群体将自身利益诉求投射于历史认识领域，形成多元的价值判断标准，传递特定的价值立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历史认识不存在所谓的“价值中立”。这是因为，从历史认识的主体看，任何历史认识的主体都不是抽象、孤立地存在的，总是处于一定的政治现实、文化环境之中，并为一定的社会关系所制约，总是秉持一定的历史观来认识历史。从历史认识的客体看，历史认识的客体是人的活动，每一个历史事件都包含着人的主观目的，既是多个人的实践过程，也是“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13]592的结果，所以，历史事件本身就蕴含着价值取向或者价值冲突；从历史认识的目的来看，学习、研究历史不仅是为了“求真”，还是为了“致用”，即为满足现实的某些需要服务。“致用”本身就意味着价值选择、价值评判。所以，历史认识具有内在的价值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一贯注重在认识历史中实现历史认识的客观性与历史认识的价值性的统一，既尊重客观事实，又用人类解放的价值坐标来审视历史进程。正如列宁所说，“唯物主义本身包含有所谓党性，要求在对事变作任何评价时都必须直率而公开地站到一定社会集团的立场上”。[29]369历史上，面对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社会带来的重大危机，马克思主义政党坚持站在道义和历史进步的价值立场上，因而赢得了人民的支持，推动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发展。
中国共产党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不是要延续仇恨，而是要唤起善良的人们对和平的向往和坚守”，[23]340其中凸显了鲜明的价值取向。第一，追求人类文明进步。毛泽东曾明确指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是神圣的、正义的，是进步的、求和平的”[24]476战争，其胜利属于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的人民。习近平强调，在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时，中国人民“不是从中学到弱肉强食的强盗逻辑，而是更加坚定了维护和平的决心”，[8]13主张以“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为指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第二，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在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时，中国共产党强调“战争教育了人民，人民将赢得战争，赢得和平，又赢得进步”，[27]1031“所有投身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的人们，都是抗战英雄，都是民族英雄”，[6]15强调自身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为抗战六周年纪念宣言》中指出，“共产党员应该紧紧地和民众在一起，保卫人民”，[26]45“只为民族与人民求福利”。[26]47第三，坚守民族复兴目标。中国共产党将抗战胜利定位为“中华民族由近代以来陷入深重危机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转折点”，[30]1-2在纪念中坚定实现民族复兴伟业的历史自信，使伟大抗战精神成为民族复兴的精神动力。以上三个方面是高度统一的，因为实现人民幸福、民族复兴和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贡献，正是中国共产党所承担的历史使命。中国共产党在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中表达了反对强权政治、守护文明底线的价值宣言，坚持人民至上、依靠人民创造历史的价值理念，以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价值追求。
中国共产党通过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将对崇高价值的坚守转化为维护正义与和平的价值共识，对种种歪曲历史的行径进行了有力的价值批判。首先，阐明“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否认罪责就意味着重犯”，[4]5某些势力歪曲历史真相、掩盖侵略罪行、美化侵略战争和殖民统治的言行是对人类良知的侮辱。其次，阐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惨痛教训告诉人们，弱肉强食、丛林法则不是人类共存之道。穷兵黩武、强权独霸不是人类和平之策。赢者通吃、零和博弈不是人类发展之路”。[10]某些国家固守“国强必霸”“强权独霸”的陈旧逻辑，威胁人类社会的和平、进步、发展，“不仅走不通，而且一定会碰得头破血流”。[31]再次，阐明某些国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背离多边主义价值原则的做法，违背历史潮流和国际社会价值共识，注定不得人心。通过纪念，中国共产党遏止历史虚无主义为侵略历史翻案，是对历史负责；揭露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危害世界和平和国际公平正义，是对现实负责；抵制部分势力对二战胜利成果的践踏，推动国际关系和国际秩序朝着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是对未来负责。通过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中的价值表达，中国共产党确证了历史认识的价值性，塑造了坚持正义、热爱和平的正面国际形象，也为推动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提供价值指引。
四、从历史认识的现实性看，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指向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
历史认识承载着重要的现实功能。纪念历史事件不是发思古之幽情，不能局限于回忆，而是要把握历史的规律，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从而为改造现实世界提供智慧和启迪。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从三个方面阐明了历史认识的现实功能：第一，使历史主体能够把握历史规律，理解历史进程的内在联系，从而激发自身的历史主动性。历史发展有其规律，人们必须尊重并顺应这些规律，但人在历史中不是完全消极被动的。“人们总是通过每一个人追求他自己的、自觉预期的目的来创造他们的历史”。[12]302在正确认识历史规律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才能形成推动历史发展的强大合力。第二，为无产阶级制定正确策略提供依据。“在每个发展阶段，在每一时刻，无产阶级的策略都要考虑到人类历史的这一客观必然的辩证法”，[19]78“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是任何坚定不移和始终一贯的革命策略的基本条件”。[13]532第三，推动历史主体正确看待历史同现实的联系，理解自己创造历史所“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14]470-471汲取其中蕴含的精神养料，用以指导工作、资政育人。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总结历史以获得启迪。毛泽东认为，“没有历史知识……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24]533邓小平认为，对历史的深刻认识是中国发展不可或缺的“精神动力”。[32]习近平以“了解历史才能看得远，理解历史才能走得远”[23]420的政治清醒，将历史喻为“教科书”“清醒剂”“营养剂”和“镜子”，深刻阐释了历史认识在提炼历史自信、增强斗争本领和提供反思镜鉴等方面的作用。他还指出“对历史进程的认识越全面，对历史规律的把握越深刻，党的历史智慧越丰富，对前途的掌握就越主动”。[33]545通过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历史又一次展现在我们面前”，[6]8从中借鉴经验、传承精神，谋划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选择、对外政策的制定，推动民族复兴和人类进步，推动历史智慧的现实转化。
其一，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是与中国共产党发挥中流砥柱作用联系在一起的。在民族危亡关头，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大义为重，推动国共第二次合作，坚持全民族抗战，建立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分化、诱降，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反对妥协、分裂、倒退；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军队活跃在敌后战场，在战争相持阶段抗击着约60%的侵华日军和95%的伪军。一批批中国共产党人冲锋在战场的最前沿，用生命支撑起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希望。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揭示战争中中国共产党担当的历史重任，是中国人民的主心骨，有利于从历史的角度理解中国共产党是能够带领中国人民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领导力量，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认同。
其二，顺应历史潮流，始终站在历史正确和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中国共产党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中看到“逆历史潮流而动必然失败”[6]11和“依靠武力对外侵略扩张最终都是要失败的”[33]248的历史规律，得出“只有和平发展道路可以走得通”[33]266的结论。这一认识指引着中国共产党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坚持合作而非对抗、开放而非封闭、互利共赢而非零和博弈，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23]542-543从而推动人类社会发展进步。
其三，以史为鉴，维护和平。早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前夕，毛泽东就提出要对这段历史进行经验总结，“借以教育人民，并为我党决定政策的根据”。[27]1033习近平强调“历史的启迪和教训是人类的共同精神财富”，无论来自哪个国家，无论是否亲历那个年代，“都要坚持正确历史观，牢记历史的启迪和教训”。[6]12根据各国人民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积淀的“血的教训”，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偏见和歧视、仇恨和战争，只会带来灾难和痛苦。相互尊重、平等相处、和平发展、共同繁荣，才是人间正道”，[25]446“霸权主义、集团政治、阵营对抗不会带来和平安全，只会导致战争冲突”[34]等。由此，中国共产党得出“和平而不是战争，合作而不是对抗，共赢而不是零和，才是人类社会和平、进步、发展的永恒主题”[10]的论断。基于这样的认识，中国共产党坚决反对新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集团对抗，反对靠牺牲别的国家的安全来摆脱自身的危险的做法，并始终将维护世界和平作为自己的神圣职责，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致力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其四，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中国人民“向世界展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23]339形成了伟大抗战精神。这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彰显，是中华民族主体性的彰显，是中华民族走向复兴，克服复兴之路上各种艰难险阻的宝贵精神财富。通过纪念活动，在全社会弘扬伟大抗战精神，以此激励中国人民坚定“四个自信”，在民族复兴道路上不惧困难，勇于斗争，直至取得胜利。
中国共产党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开展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纪念活动，形成关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中国叙事，从历史认识的事实依据、科学方法、价值取向与现实意义等维度，丰富、深化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认识论，为维护国际正义、凝聚和平共识、防范历史悲剧、引领人民大众提供了思想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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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25年第5期作者：杨军，系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杨卓然，系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