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随着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于近代以来中国现代化的困境和出路进行了深入思考，集中体现在：一是以社会革命的方式推翻旧政权，建立新政权，为中国现代化创造前提条件；二是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国家、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中国现代化的唯一正确方向；三是初步勾画了符合世界现代化潮流和中国国情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现代化目标蓝图；四是发动以工农大众为主体的联合斗争是实现中国现代化的依靠力量。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推进中国现代化在前提条件、发展方向、目标蓝图和主体力量等方面的探索实践，改变了近代以来中国先进分子探索国家现代化出路的被动局限，驱散了历史的迷雾，摆脱了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的困扰，开启了以革命导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道路，为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积累了历史经验，同时也有力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关键词：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中国现代化、中国革命

作者：周建超，扬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回溯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来源，需要着眼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现代化的探索历史。面对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内忧外患的悲惨境地，以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恽代英、邓中夏、瞿秋白等为代表的近代中国先进分子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经过五四浪潮的洗礼，在接受、传播马克思主义过程中，经过比较和抉择，实现了从民主主义者向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革命者的转变，先后奔集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并推动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创立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他们在这一思想转变的历史洪流中，以强烈的忧患意识，勇敢地向未来探索，就中国现代化革命道路的认识选择，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方向的推求确立，经济、政治、文化现代化目标蓝图的初步勾画，以及推进中国现代化依靠力量在哪里等问题进行了悉心探索，提出了属于那个时代最有说服力和感召力的中国现代化的美好前景和实践路径，使近代以来中国现代化探索由被动转向主动。鉴于此，在深入挖掘反映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现代化思想认识的文献资料的基础上，从群体的视角系统探讨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寻觅国家现代化出路的心路历程和理论贡献，将有助于我们从整体上把握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现代化思想的历史原貌，深刻揭示近代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逻辑起点，从而坚定历史自信，增强新征程上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的思想行动自觉。
   一、中国现代化革命道路的认识选择

中国现代化是在世界现代化浪潮冲击下被迫启动的，特定的世界历史语境决定了近代中国先进分子一开始是以资本主义现代化为仿照的目标模式。但无论是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还是辛亥革命，都因不符合当时内忧外患交困的现实情势而归于失败。正值此时，具有与中国相似国情的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苏维埃制度横空出世，使处于迷茫中的中国人看到了民族解放的新曙光新希望，经过反复比较和探究，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认为，在深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之下，只有“走俄国人的路”，通过革命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专制统治，重建现代民族国家，才能为中国现代化开辟道路，创造前提条件。早期中国共产党人选择以革命开辟中国现代化道路，除了基于当时特定的经济政治环境，还由于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始终被挽救民族危亡的急切心理影响着。这客观上有利于接受马克思主义革命学说，因为晚清以来的“中国政治体制不仅仅因其本身的性质日益与世界上其他国家发生的变化不协调，无法应付与外部政治挑战俱来的冲击力所强加给它的问题”，而且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内部“旧的政治秩序受到了严重的内伤”，尽管当时的统治集团也极力想利用内部渐进的制度改良来挽救羸弱的统治，但因其有欺骗的历史，缺乏诚意和相应的社会变革力量强有力的支持，无法承担起推进中国现代化的历史重任。这样，历史就把革命推向了政治舞台，使其成为时代的主流，使那些本来期待以改革挽救民族危亡和社会危机的人们转而同情革命，最终卷入革命的洪流，这是近代中国社会新陈代谢的历史必然。于是，以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第一次将革命与实现国家现代化紧密地连在一起，改变了以往先进中国人探索中国现代化的被动困境，找到了通过革命创建新政权进而推进国家现代化的逻辑前提。

李大钊作为中国第一个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进分子，在1918年发表的《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中就热情讴歌十月革命，指出俄国十月革命预示着社会主义革命时代的到来，是“世界的新文明之曙光”，“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陈独秀面对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认识到在西方列强霸权的时代，要让“公理战胜强权”是痴人梦语，国人必须觉悟起来，对外“用强力抵抗被人所压”，反对帝国主义，对内“用强力发挥民主政治的精神”，反对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1920年9月，他在《谈政治》中明确指出，“我承认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对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1920年12月，青年毛泽东在回答蔡和森、萧子升等提出的关于新民学会方针、方法的意见的信中明确表明了自己接受马克思主义、走俄国十月革命道路的信念，极力赞同蔡和森提出的用俄国式的革命方法，组织共产党，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主张，认为“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

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黑夜沉沉的中国大地燃起了新的革命火种。党的一大纲领明确指出，“本党承认苏维埃管理制度，把工农劳动者和士兵组织起来，并承认党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实行社会革命”，要求“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必须支援工人阶级，直到社会的阶级区分消除为止”。早期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面对帝国主义的凌辱和国内封建军阀的统治，如果不首先进行反抗压迫剥削的革命斗争，国家就不能独立，人民就不能解放，也就不能推进中国现代化，最终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

1921年8月，施存统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发表《唯物史观在中国的应用》指出：“要想解决中国社会问题，不愿中国永远被一般军阀、官僚、政客、绅士、资本家、地主等等东西支配，惟有一切被掠夺被压制的阶级一同起来实行无妥协的‘阶级斗争’，把一切权柄收回自己手里之一法。”1921年9月，彭湃在《新海丰》第一卷第一期刊发《告同胞》一文，指出面对世界有史以来大破坏的时代，迫切需要有一个医治的手术，这个手术就是“社会革命”，这是“实现‘社会主义’的一种手段是也”。1923年1月，陈独秀在《革命与反革命》一文中明确表示革命之所以是一种“神圣事业”，是因为“他是表示人类社会组织进化之最显著的现象，他是推进人类社会组织进化之最有力的方法”。蔡和森也认为，工人阶级的劳动运动只有用阶级斗争的革命手段，从根本上推翻资本主义私有财产制，“将一切生产手段——即土地、资本——收归社会公有”，才能实现共同生产共同消费的共产主义社会。1924年2月，周恩来发表《革命救国论》一文，从“中国已夷为列强的半殖民地”的国际地位情势出发，认为中国“非革命不足以图存”。

这表明，面对辛亥革命后日益衰败的国家局势，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一致认为，要实现国家现代化这一愿景目标，唯一的出路就是通过社会革命推翻旧政权、建立新政权，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同时，更为关键的是，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以社会革命推进中国现代化进程中进一步认识到，要使革命成功，还需要在党的领导下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国家。为此，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同黄凌霜、区声白等无政府主义者展开了论战，批驳了无政府主义者从极端个人主义出发而反对一切权威、一切国家包括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错误观点，强调必须用革命手段夺取政权，建设无产阶级专政，才能保护劳动者的利益，最终消灭阶级和阶级差别，从而使国家消亡，并且认为要“用光明正大的态度，挺身出来，硬起铁肩，担当这改造政党、改造政治、改造中国底大责任”，只有组织共产党。1922年7月，《新青年》第九卷第六号刊发了李达在同年4月写的《评第四国际》，该文指出：“无产阶级要实行革命，必有一个共产党从中指导，才有胜利之可言。”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再次明确提出，中国无产阶级的责任就是要“以革命的方法建立真正平民的民权，取得一切政治上的自由及完全的真正的民族独立”，而要达到此目的，必须在“有觉悟力统一力”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通过暴力革命彻底打碎旧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政权。与此同时，早期中国共产党人还对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能否立即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以走向现代化，要经过什么步骤才能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等重大问题进行了理论探索。通过对当时国际国内形势和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分析，党的二大在坚持一大纲领所规定的党的最终奋斗目标，即党的最高纲领基础上，制定了党在现（当时）阶段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即党的最低纲领。这实际上是强调中国革命应分两步走，先进行民主主义革命然后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是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问题认识的一次深化，也是党的战略方针的一次重大转变，为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划了正确的战略步骤。
   二、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方向的推求确立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在选择以革命方式为中国现代化开辟道路的同时，也确立了中国现代化的发展方向，这就是以社会主义发展实业，推进国家现代化建设。当然，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方向的推求确立上，他们也经历了一个思想转变的历程。

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发展和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当时中国知识界已有相当一部分人在否定封建主义的同时，开始怀疑以至放弃资本主义共和国方案，转而向往社会主义，认为社会主义是现时和将来的人类共同的思想。而这一思想转变也是与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高度契合性相关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天下大同社会理想传承两千多年，深深植根于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心里，成为厚重的历史意识，因而他们对新传入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并不感到有隔膜，且认为其富有时代魅力，比起其他政治学说更容易接受和信从。对此，陈独秀曾赞道：“将来之世界，必趋于大同。”李大钊也主张打破种界国界，“组织一个人类的联合”，“这就是我们人类全体所馨香祷祝的世界大同”。应该说，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从传统的大同理想与科学社会主义的贯通中清晰地看到了未来中国的发展方向，这表明“中国文化中朴素的社会主义元素也提供了中国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基础”。当然，社会主义在当时还是一种社会理想，对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这个社会应该改造成什么形态，多数人并不十分清晰，还只是“隔着纱窗看晓雾”。那时各种各样被称为“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流派，如基尔特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合作主义等，名目繁多，内容庞杂，影响着人们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认识。正如毛泽东所说：“现在我于种种主义，种种学说，都还没有得到一个比较明了的概念。”这又表明，历史发展的路径从来不是笔直的，而是波浪式的，要使社会主义真正成为人们心中的选择目标，还需要进行认真的比较、推求，以分清真伪。

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中国的知识界出现了要不要马克思主义，以什么主义改造中国、实现国家现代化的激烈论争。1919年7月，胡适在《每周评论》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劝说人们“多多研究这个问题如何解决，那个问题如何解决，不要高谈这种主义如何新奇，那种主义如何奥秘”，实际上是宣扬改良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对此，李大钊于1919年8月发表了《再论问题与主义》进行批驳。李大钊指出，研究实际的问题与宣传理想的主义是交相为用、并行不悖的。一方面，研究具体的社会问题必须有主义作指导，“因为一个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靠着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运动”，而“要想使一个社会问题，成了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问题”，成为多数人的共同运动，就必须“先有一个共同趋向的理想、主义”作为准则，因此，谈主义是必要的。另一方面，一个主义都有理想与实用两面，“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也就是说理想、主义在指导实际运动时，“会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生一种适应环境的变化”。对于以马克思主义指导实际问题的解决，毛泽东有更深刻的理解。1920年11月，他在《致罗璈阶信》中明确表示，“我虽然不反对零碎解决，但我不赞成没有主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解决”，“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在毛泽东看来，如果没有大家共同信守的主义指导，就难以冲破当时中国太深太厚的坏空气，形成革命的新空气。

为扩大马克思主义思想阵地，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同以张东荪、梁启超为代表的基尔特社会主义者就社会主义是否适合中国国情、中国是走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等问题展开激烈的论争。张东荪、梁启超等虽然赞成社会主义理想，但同时强调中国产业落后，大多数人民无知识，“真的劳农革命决不会发生”，中国的主要病症是穷，救治的办法只能是依靠“绅商阶级”来振兴实业，发展资本主义。对于这一错误思潮，1920年11月，《〈共产党〉第一号短言》即指出，“资本主义在欧美已经由发达而倾于崩坏了，……代他而起的自然是社会主义的生产方法”，因此，“要想把我们的同胞从奴隶境遇中完全救出，非由生产劳动者全体结合起来，用革命的手段打倒本国外国一切资本阶级，跟着俄国的共产党一同试验新的生产方法不可”。陈独秀在《新青年》第八卷第三号发表《国庆纪念底价值》提出：“由封建而共和，由共和而社会主义，这是社会进化一定的轨道，中国也难以独异的。”1921年3月，李大钊发表《社会主义下之实业》一文，批驳了当时所谓“振兴实业而必适用资本主义”的谬论，指出在“资本主义之下，资本不能集中，劳力不能普及，社会主义之下，资本可以集中，劳力可以普及”。故面对中国资本散漫和受官僚操纵压迫致使有钱的人不肯拿出钱来振兴实业的现实，他断言：“中国实业之振兴，必在社会主义之实行。”在这场论争中，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运用刚刚学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深刻剖析资本主义制度的固有矛盾，揭示资本主义必将为社会主义所取代的必然趋势，指出中国要发展实业经济，实现现代化以改变贫穷落后的状态，出路在于社会主义，并且强调只有建立无产阶级政党才能完成改造中国和实现现代化的历史任务，从而正确把握时代前进的方向。

党的一大通过的纲领旗帜鲜明地把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表明中国共产党从建党开始就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为指导，认识到只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才能救中国，才能实现国家的现代化。在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看来，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取代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是历史的必然，因为资本主义私有财产造成的固有矛盾已经使其穷途末路。为此，中共二大宣言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就是“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正如毛泽东后来所强调的，“社会主义是中国的唯一的出路。推翻旧的社会制度，建立新的社会制度，即社会主义制度，这是一场伟大的斗争，是社会制度和人的相互关系的一场大变动”。在社会主义新制度条件下，我们一定会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三、中国现代化目标蓝图的初步勾画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已通过对世界现代化潮流和中国实际国情的深刻研判，确立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方向，那么接下来就是围绕这一正确方向具体擘画中国现代化的发展蓝图，因为只有明确了符合社会实际的目标蓝图，才能引领人们朝着这一方向努力前行，以加速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为此，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以社会主义现代化为发展方向，致力于国家经济、政治和文化现代化的艰辛探索，以期实现国家富强的价值目标。

1. 发展工业经济，实现国家工业化

实现工业化是现代化的基础和核心，也是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的必由之路。1920年11月，陈独秀在《随感录》中就中国的工业发展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中国急需发达工业，但同时必须使重要的工业都是社会的不是私人的，如此中国底改革才得的着西洋工业主义的长处，免得他们那样由资本主义造成经济危殆的短处。”在这里，陈独秀实际上已经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工业化道路的弊端，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目标。那么，究竟如何实现国家工业化，使中国从农业国走向工业国呢？

一是变革经济制度，大力发展生产力，奠定国家工业化的基础。1921年8月，陈独秀在《答蔡和森（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一文中分析了经济制度变革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认为“历史上一切制度底变化是随着经济制度底变化而变化的”，改造社会“应当首先从改造经济制度入手”，强调通过经济制度的变革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才能发展生产力，推进国家现代化建设。二是通过计划发展生产和合理分配，推进国家实业发展与人民富裕。1923年11月，李大钊在上海大学“社会问题研究会”成立大会上发表演讲，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社会上大多数人陷入贫穷，唯独少数资本家富裕和享受自由，而“社会主义是使生产品为有计划的增殖，为极公平的分配，要整理生产的方法。这样一来，能够使我们人人都能安逸享福，过那一种很好的精神和物质的生活”，而且“社会主义是要富的，不是要穷的，是整理生产的，不是破坏生产的”。这表明，社会主义是通过“整理生产”，即发展生产，达到国家实业兴旺和人民富裕的目的。三是主张多种经济结构并存，实现从国家资本主义转向社会主义工业化。陈独秀指出，虽然社会主义实行将大企业及土地收归国有，但并非“由国家包办一切大小工商业，马上就要禁绝一切私人企业”。也就是说，在革命成功后中国的经济制度应允许有多种经济结构存在，包括“家庭的手工业与农业、小生产制、私人资本主义的大生产制、国家资本主义等”，至于“采用何种经济制度”为“全社会中主要的生产制度”，要从中国的历史和现状出发，“可以采用国家资本主义以过渡到非资本主义的国家工业”。四是批判“农业立国”的论调，强调“工业立国”是中国现代化的出路。从20世纪20年代起，中国知识界针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是“农业立国”还是“工业立国”这一涉及未来经济发展方向问题进行了激烈争论，章士钊、董时进等主张中国应“以农立国”，“不宜工业化”。对此，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相继发表文章进行反驳，瞿秋白在《前锋》发表《现代中国的国会制与军阀》一文，从历史的逻辑出发，指出当时的“中国正在由宗法式的农业国，……渐进于商业工业国”。1923年10月，恽代英在《申报》发表《中国可以不工业化乎？》一文，批驳当时“以农立国”的论调，指出“中国亦必化为工业国然后乃可以自存”，强调中国必须走工业化的道路。经过讨论，“以工立国”最终成为当时知识界的共识。

2. 主张民主自由，发展国家政治现代化

基于对辛亥革命建立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实践失败事实的深刻反思，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一方面深刻批判和揭露资本主义民主的阶级实质及其局限性，认为中国现代化不能走西方民主政治的道路；另一方面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开始探索在中国实现一种新式的民主，即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推进国家政治现代化。

陈独秀指出，资产阶级共和政治“为少数资本阶级所把持，无论那国都是一样，要用他来造成多数幸福，简直是妄想”，现在“全国底教育、舆论、选举，都操在少数的资本家手里，表面上是共和政治，实际上是金力政治”。李大钊则进一步指出，所谓资产阶级民主“不是真正的平民政治，乃是中产阶级的平民政治”，它“把半数的妇女排出于人民以外，并把大多数的无产阶级的男子排出于人民以外”，是“僭用‘人民’的名义以欺人”。因此，只有建立劳动阶级专政的国家，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来代替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政治，代替封建专制制度，才能使社会上多数人获得自由与幸福，拥有“德谟克拉西”。1922年8月，陈独秀在《对于现在中国政治问题的我见》中强调，“只有集中全国民主主义的分子组织强大的政党，对内倾覆封建的军阀，建设民主政治的全国统一政府，对外反抗国际帝国主义，使中国成为真正的独立国家”，才能保障人民的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绝对自由权，才能求得民众的民主和自由。瞿秋白也从五四运动以后新思潮的传播中感受到中国革新政治的时机已经来临，认为资产阶级民主是偏重本阶级利益的狭隘民主，而社会主义民主是“求实现真正的民主，民治，民本的国家或世界”。因此，要竭力传播社会主义的“德谟克拉西”，打破贵族和奴隶的“‘君子小人’主义”，以“谋全人类的生活的改善”。应该说，面对当时广大劳动人民被奴役被压迫的严酷社会现实，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清醒地认识到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政治只是少数人的民主自由，不能让大多数人获得政治和经济的民主自由，更挽救不了日益衰败的中国，进而主张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之光明未来。这就给处在深重苦难中的中国人民以极大的吸引力、感召力，并迅速有效地激发和动员起亿万民众的力量，为建立新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而不懈奋斗。

3. 破解中西文化之争，推进国家文化现代化

中西文化之争早在清末就开始了，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西方列强相互残杀所暴露的西方文明的弊端，引起了先进中国人对中西文化与中国文化现代化的重新认识。在这场论争中，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唯物史观，立足中国具体实践，探索和回答了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根源和文化现代化过程中对待传统文化的科学态度。

一是比较东西方文化的独特性、差异性及其根源。李大钊认为，“东洋文明与西洋文明，实为世界进步之二大机轴，正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缺一不可。而此二大精神之自身，又必须时时调和、时时融会，以创造新生命，而演进于无疆”。在这里，李大钊以科学的辩证思维深刻阐明了东西方文化的特性和自己的文化主张，认为改造中国传统文化、实现文化现代化，需要调和中西文化的关系，两者可以取长补短，达到相互融合共生，从而为避免中西文化之间的矛盾冲突提供了方法论指导，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瞿秋白则进一步指出，文化是由一定社会生产方式决定的，其中生产力是文化现代化的根本动力，讨论文化不能离开特定的历史环境和社会经济结构。因此，“东西文化的差异，其实不过是时间上的”，“西方文化，现已经资本主义而至帝国主义，而东方文化还停滞于宗法社会及封建制度之间”，此种情形下，无产阶级必须“颠覆宗法社会、封建制度、世界的资本主义，以完成世界革命的伟业”，“方是行向新文化的道路”。二是强调在实现文化现代化进程中要正确对待历史文化遗产。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在探求中国文化现代化出路时，坚持辩证的扬弃态度，一方面批判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封建糟粕，指出“宗法社会及封建制度的思想不破，则于帝国主义的侵略无法抗拒”，“东方民族之文化的发展永无伸张之日”。另一方面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着积极的文化基因，这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柱。陈独秀指出：“墨氏兼爱，庄子在宥，许行并耕，此三者诚人类最高之理想，而吾国之国粹也。”瞿秋白认为，东方文化本有可爱之处，“曾一度为社会中维持生产秩序之用”。由此可见，在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看来，中国传统文化有着丰富的合理成分，正是这些博大精深的积极合理的文化基因构成了近代中国文化现代化转型的思想资源。三是明确中国文化现代化发展的方向路径。文化作为人类社会实践的产物，随着经济社会条件的发展而变化。依据当时世界经济发展大势，李大钊认为，中国既不能再回到古代闭关自守的静态文化生活，也不能全盘照搬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发展模式，因为十月革命的胜利已为世界无产阶级新文化开辟了发展新道路，所以“新思想是应经济的新状态、社会的新要求发生的，不是几个青年凭空造出来的”，这就指明了中国文化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前进方向。
   四、中国现代化主体力量的认识实践

擘画中国经济、政治和文化现代化未来的初步蓝图只是一种目标愿景，更为重要的是在用革命方式打开通往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上，其依靠的主体力量是什么？对此，早期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实践，认识到要改造社会，推进国家现代化，必须发动以工农大众为主体的联合力量，才能使中国现代化奋斗目标转化为现实。

1919年7月，毛泽东在《民众的大联合》中指出，由于“国家坏到了极处，人类坏到了极处，社会黑暗到了极处”，无论是教育救国，还是实业救国，都无济于事，只有实现民众大联合，才是改造国家和改造社会的根本方法。但这一认识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依据中共一大决议的要求，中国共产党早期是把工作的重点放在城市工人运动，认为工人阶级是中国革命和中国现代化最有力量的阶级，要求积极发动工人运动并对其加以领导。而“二七惨案”的发生使中国共产党开始认识到，中国革命要取得胜利仅靠工人阶级孤军奋战是难以实现的，必须联合最广大的民众，争取一切可能的同盟者，才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1923年12月，邓中夏在《革命主力的三个群众》中指出，从世界历史看，无论是俄国十月革命，还是法兰西大革命和土耳其运动，以革命运动推进社会改造的主力“只有工人农民兵士三个群众的主力”，这是“我们坚信而无丝毫怀疑”的，“中国革命所以软弱和不能完成的重要原因，是为革命主力的工人农民兵士这三个群众尚未醒觉和组织起来”。因此，他鼓励知识分子应该到民众中去，以革命思想和知识武装工人、农民和兵士，投身革命洪流，推进中国现代化发展。接着，他在《论工人运动》《论农民运动》《论兵士运动》《我们的力量》等文中对三者在中国革命和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地位作了进一步分析，认为中国的工人阶级受压迫比任何阶级都更悲惨深刻，因而是“革命军中最勇敢的先锋队”，“决战的毫不逡巡踌躇的态度，亦比任何群众所做的要勇敢，要坚决些”，“要革命非特别重视工人运动不可”。同时，中国又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尽管农民思想保守和住处分散，不如工人激进，但他们同样遭受军阀、外资、兵匪、痞绅的横征暴敛和扰乱鱼肉，加上天灾横行，颠沛流离，生活的苦难逼迫他们走上革命道路，因而在推动革命运动和社会现代化发展中“是一个不可轻侮的伟大势力”。此外，中国的兵士“大半是或全体是失业者的无产阶级”，“革命并不在工人农民之下”，争取其变动，就可以成为打倒军阀、除列强的重要力量。1924年4月，恽代英发表《中国革命的基本势力》一文，详细分析了当时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基本经济状态，指出中国革命的基本势力是“农人与工人”，因为他们“真正与一切统治阶级利害完全相反”，是革命的希望。对于士商绅吏各阶级，则要“引导他们到农人工人中间去”，“切实为农人工人谋利益”，如此则至少可以使他们“成为热心欢迎革命的人”。同时，兵匪游民也是可以争取的对象，尽管他们有被反革命派利用而成为革命障碍的一面，但也有破坏现存统治势力的革命性一面，如能采用辩证的方法利用他们，则其可以成为援助农人工人的革命力量。因此，“应当是注意使他们与农工结合，而且使他们将来有化为农工的机会”。这是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利用改造团结兵匪游民进行革命斗争的重要策略。周恩来也较早地认识到工人阶级与其他阶级联盟对于中国革命和中国现代化的重要性，指出国民革命要由工人阶级来做领袖，“要领导农人兵士而为工农兵的大联合，共同来打倒帝国主义”。

正是在上述思想认识的基础上，1925年1月，中共四大第一次明确提出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和工农联盟问题，指出“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必须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并且取得领导的地位，才能够得到胜利”。同时，又强调中国革命需要“工人、农民及城市中小资产阶级普遍的参加”，其中农民是重要成分，“天然是工人阶级之同盟者”。因此，中国共产党必须发动农民进行革命斗争，以争取反帝反封建斗争的胜利。对于农民在革命中的重要性问题，毛泽东作了更为深刻的论述。1926年9月，毛泽东在为《农民问题丛刊》写的序言《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中指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文章还批评了当时一些同志只重视城市工人、学生和中小商人的工作，忽视农民运动的倾向，希望有更多的人深入农村，下决心做组织农民的浩大工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毛泽东进一步指出，一切革命党人都要极端重视农民运动，支持农民的革命举动，应当站在农民的前头领导他们前进，只有依靠广大贫农这一革命的先锋、中坚和元勋，团结中农和其他可以争取的力量，建立农民武装，才能“把几千年封建地主的特权，打得个落花流水”，深刻阐明了农民在中国革命和现代化进程中的历史地位。

需要指出的是，在探索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知识分子的力量也作了充分的估量。1921年7月，《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明确提到了知识分子地位作用的问题，并指出在改造社会、推进国家现代化建设中必定要运用知识分子的知识来发展科学事业，使知识分子“获得有影响的地位，因而往往渴望受到广泛的教育”，同时也指出，知识分子有轻视无产阶级的一面，必须用教育引导他们参加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使其成为工人阶级的一员。1923年1月，瞿秋白在《政治运动与知识阶级》一文中分析了知识阶级在近代政治斗争中的作用，认为受“欧风美雨”影响成长起来的新的知识阶级与以往以政客为职业、以议员为职业的旧的知识阶级是有区别的，特别是“最新鲜的青年学生，是新经济机体里的活力，正在膨胀发展”，是“民治派的健将”“社会的喉舌”。1925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论述小资产阶级性质和对革命态度时，提出关注这一阶级，其中就包含着“小知识阶层——学生界、中小学教员、小员司、小事务员、小律师、小商人等”。在毛泽东看来，一部分生活比较艰辛的知识分子是愿意参加革命的，也是推进中国现代化的重要力量，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同样，知识分子不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也不可能产生巨大的社会力量，干不成大事业。

综上所述，面对近代中国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困顿局面，中国共产党从成立起就旗帜鲜明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并自觉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探索中国现代化的出路。从探索的心路历程看，早期中国共产党人自身都经历了从激进的民主主义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变，最终选择科学社会主义作为自己的信仰。他们立足国情、深入社会、放眼世界，深刻反思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模式的弊端，确立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价值目标，从而把握了历史的脉搏，把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引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道路，并初步勾画了中国经济、政治和文化现代化的未来理想蓝图，认识到中国现代化只有在党的领导下依靠民众的大联合，才能逐步实现，从而清晰呈现了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在正确认识社会发展规律，担负改造中国、改造社会的使命任务而进行现代化理论探索和实践创造的整体历史图景。历史表明，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为着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担负实现国家现代化历史重任而自觉进行的一场思想洗礼和精神革命，实现了自身世界观的新陈代谢，这是历史和时代发展的必然结果，为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化拓展积累了宝贵的思想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