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推进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需要力戒形式主义文风。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党风同学风和文风是相互影响的。当前，形式主义文风的主要表现有玩弄数字、文字游戏，违背逻辑、自相矛盾，叠床架屋、循环论证，断章取义、过度解读，教条主义、实用主义，做标题党、带偏节奏等。力戒理论学习、研究和宣传中形式主义文风，需要自觉克服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坚持守正创新，把握好体系性和学理性的关系；坚持人民至上，把握好真理性和道义性的关系；坚持问题导向，把握好批判性和建设性的关系。

关键词：理论学习；研究宣传；形式主义；文风

2024年11月29日召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工作会议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新时代新征程，要坚持守正创新，聚焦学习宣传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着力深化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着力增强学习宣传的针对性、实效性，推动党的创新理论更加深入人心。”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须力戒文风上的形式主义。

2024年7月18日，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指出，党风建设要“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健全防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制度机制”。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的《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进一步强调“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是顽瘴痼疾，必须下大力气坚决纠治”，要“整治‘指尖上的形式主义’”。党风同学风和文风是相互影响的。党风上的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必然导致理论学习、研究和宣传中脱离实际的学风和形式主义的文风；而文风上的形式主义，一定是脱离实际的学风的表现，因而会对党风建设带来消极影响。由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党风建设上要把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为重点，在理论学习和研究中“要大力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力戒形式主义”。理论学习、研究和宣传领域同样需要力戒形式主义文风。针对形式主义文风在当前的表现，提出力戒形式主义文风的理念和思路，对于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是十分必要的。

一、力戒理论学习、研究和宣传中形式主义文风的必要性

2012年11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会上明确指出，党内存在着包括形式主义在内的许多亟待解决的党风问题，“新形势下，我们党面临着许多严峻挑战，党内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尤其是一些党员干部中发生的贪污腐败、脱离群众、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问题，必须下大气力解决”。十八大召开后，中共中央决定整顿党风先从包括形式主义在内的“四风”抓起，因为“四风”不仅直接违背党的性质和宗旨，而且是“当前群众深恶痛绝、反映最强烈的问题，也是损害党群干群关系的重要根源。党内存在的其他问题都与这‘四风’有关，或者说是这‘四风’衍生出来的。‘四风’问题解决好了，党内其他一些问题解决起来也就有了更好条件”。其中蕴含的战略思维是，从治标入手，打开全面从严治党的局面，逐步为治本赢得时间、创造条件。

党的十九大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有新的表现，而且已成为阻碍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的大敌。在纠治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取得重大进展的基础上，他特别强调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是我们党的大敌、人民的大敌”，“是目前党内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是阻碍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的大敌”。这不仅是因为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具有顽固性和反复性，而且是因为“当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依然突出，又有新的表现形式”。于是，加强同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斗争，成为党风建设中的重点。

形式主义问题源于现代科层制，行政学上一般把它定义为只注重表面形式和流程而不顾工作质量和效果，为此造成不必要的资源浪费和信用透支的行政行为。而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其党风上的形式主义不仅具有一般形式主义的弊端，而且由于它不调查研究，只唯书而不唯真，华而不实、做表面文章，哗众取宠、搞盲目攀比，文山会海、搞繁文缛节，劳民伤财、搞形象工程，弄虚作假、搞花拳绣腿，空泛式表态、应景式过场、运动式造势，甚至以形式主义反对形式主义，等等，从而助长了投机取巧和好大喜功的浮夸作风，违背了党的宗旨而滋生政治恶果，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公信力，败坏了社会风气，污染了政治生态，破坏了党群、干群关系，甚至为“两面人”的产生提供了“温床”，因而成为党和人民的大敌。

既然反对形式主义是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点任务之一，那么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理所当然要把力戒理论学习、研究和宣传中的形式主义文风，作为加强理论建设的重要任务。这不仅因为党的理论工作是党的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因为从特殊意义上来讲，文风上的形式主义与党风上的形式主义有相通之处，它反过来亦会因习以为常和熟视无睹而助推党风上的形式主义。

语言是文字的外显，文字又是思想的反映。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时提出的整顿“三风”中，除了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之外，还加上了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的内容。这是因为脱离实际的学风不纯和脱离群众的党风不正在文风上的表现，就是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这一“檄文”中所揭示的表现为“党八股”的形式主义，即“空话连篇，言之无物”“装腔作势，借以吓人”“无的放矢，不看对象”“语言无味，像个瘪三”“甲乙丙丁，开中药铺”“不负责任，到处害人”“流毒全党，妨害革命”“传播出去，祸国殃民”；也如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所批评的，有的领导干部“或作讲演，则甲乙丙丁、一二三四的一大串；或作文章，则夸夸其谈的一大篇。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华而不实，脆而不坚。自以为是，老子天下第一，‘钦差大臣’满天飞”。“党八股”的形式主义，反过来助长了主观主义的不纯学风和脱离群众的不正党风。

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中还揭示了“党八股”这一形式主义文风的思想实质，那就是“小资产阶级革命分子的狂热性和片面性，如果不加以节制，不加以改造，就很容易产生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它的一种表现形式就是洋八股，或党八股”。其思维方式，则是在五四运动中表现出来的“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的“形式主义向‘左’的发展”。总之，“党八股”或“洋八股”的文风，是当年“左”倾教条主义搞宗派主义党风和主观主义学风的“武器”。

如果说革命战争年代形式主义文风是“小资产阶级革命分子的狂热性和片面性”的表现，那么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乃至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由于中国共产党已成为执政党，理论学习、研究和宣传中形式主义文风的实质更多地表现为官僚主义。正如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对思想理论宣传中的形式主义所作的批评那样，“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形式主义多。电视一打开，尽是会议。会议多，文章太长，讲话也太长，而且内容重复，新的语言并不很多。……形式主义也是官僚主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种场合强调理论学习、研究和宣传工作端正文风的重要性。对于理论学习和研究，他在2016年5月17日召开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在肯定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建设取得重大成效的同时，也指出了存在的不足，那就是“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上功力不足、高水平成果不多，在建设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上功力不足、高水平成果不多”，“实际工作中，在有的领域中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空泛化、标签化”。而“空泛化、标签化”正是理论学习和研究中形式主义文风的表现，它实际上成为“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上功力不足、高水平成果不多”的内因。

习近平总书记还多次批评了理论宣传工作存在的不足。如有的居高临下、空洞说教、照本宣科，挖掘解读不够，生动鲜活不足，群众敬而远之；有的模式化、套路化，语言生硬、形式刻板，亲和力、贴近性不够；有的形式上轰轰烈烈、豪华艳丽，但实效性不强；有的空喊口号，不用心、不务实、不尽力；甚至“有的未经党中央批准提出不严谨的政治口号、政治术语，存在拔高、牵强的情况，甚至搞成‘低级红’、‘高级黑’”。形式主义“用轰轰烈烈的形式代替了扎扎实实的落实，用光鲜亮丽的外表掩盖了矛盾和问题”。文风上的形式主义损害了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科学性和严肃性，成为理论学习、研究和宣传没有能够更有效“说服人”的重要原因之一，从而影响了党的意识形态工作话语权的掌握。

总之，“形式主义是官僚主义最基本、最根本的表现形式，官僚主义则是形式主义产生的根源”。为此，在全党下大气力解决党风中存在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问题的背景下，为了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同时助推全党的党风建设，理论工作者理应发扬自我革命的精神，自觉反思并力戒文风中存在的形式主义。

二、理论学习、研究和宣传中形式主义文风的表现

既然形式主义是阻碍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的大敌，而文风上的形式主义又是党风上形式主义的表现，那么“大敌当前”，首先需要摸清“敌情”。这就需要学习毛泽东当年给“党八股”“画像”的精神，给当下理论学习、研究和宣传中的形式主义“画像”。

当前，形式主义文风在理论学习上的表现主要包括：其一，学习浮光掠影、哗众取宠，没有沉下心通过读原著、学原文来悟原理，只是作空泛式表态、应景式过场、运动式造势；其二，只唯书不唯真，缺乏问题导向，既不联系工作实际、也不联系自己的思想实际，没有使学习往深里走、往实里走、往心里走，而是华而不实、做表面文章；其三，照抄照搬、弄虚作假，大肆粘贴他人的学习体会、搞花拳绣腿；等等。理论学习上的这些形式主义文风，背离了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污染了政治生态。

理论学习上的形式主义文风，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理论研究和宣传上的形式主义文风的消极影响。理论研究和宣传中的形式主义文风主要表现为：

其一，玩弄数字、文字游戏。某些理论研究和宣传文章为造声势而牵强附会拼凑数字和文字，对何以是“新”没有作任何思想史考证和学理论证，便动辄宣称“第一次提出”，从而割裂了党的理论创新的历史继承性。例如，有的理论研究和宣传文章在阐述党的十八大报告时宣称“从十七大的‘全面建设’到十八大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字之差，是历史性的质变，含金量很高”，这一所谓的“历史性的质变”甚至成为“共识”写入权威教材。事实上，党的十七大报告的奋斗目标写的就是“确保到二〇二〇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非“建设”。理论研究和宣传文章理应历史地比较党的十八大对于党的十七大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具体目标的调整并阐述其意义，而不应该在“建设”和“建成”以及“第一次”上搞文字和数字游戏，否则就损害了党的理论创新的科学性和严肃性。

其二，违背逻辑、自相矛盾。理论是在化解概念的内在矛盾以及语言同现实之间的矛盾中得以发展的，因此，逻辑矛盾的存在是普遍的，而在更高的层次上用辩证逻辑去解构形式逻辑的矛盾，恰恰是理论工作者的任务。但是，一些理论研究和宣传文章没有用辩证逻辑去化解形式逻辑的矛盾，反而陷入形式逻辑的矛盾之中而无法自圆其说。例如，有学者片面强调“中国已经全面超越美国”而“处在世界舞台中央”，却不阐述它与党中央关于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依然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定位的辩证逻辑，这就因缺乏辩证思维而陷入逻辑矛盾，因而不具有理论阐述所应有的科学性和学理性。

其三，叠床架屋、循环论证。有的理论研究和宣传文章大量叠加形容词、比喻词或排比句来取代科学论证。例如，有些文章在阐述某一理论内容时，喜欢运用“核心”“精髓”“灵魂”“实质”“基础”“根本”等词语或排比句来构建自以为是的“理论体系”，而没有对诸如此类所“借用”的词语作科学的概念界定，这就造成了不知所云的现象。譬如，我们可以说马克思主义是“灵魂”，也可以说它是“精髓”，说它是“根本”或“基础”也没有错。既然如此，这就意味着诸如此类的“构建体系”，由于没有把体系化建立在学理化的基础之上，反而变成了形式主义的“烦琐哲学”，丧失其宣传价值。

其四，断章取义、过度解读。有些理论研究和宣传文章，通过对党的创新理论中的重要论断搞断章取义或过度解读来诠释自己的观点。例如，有文章曾经将党关于历史方位重大变化的论断，即“从一个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一个领导人民掌握着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断章取义成“中国共产党已经从革命党转向执政党”，并且附加了西方政治学的理论逻辑，在客观上为“告别革命论”这一历史虚无主义提供了注脚。又如，有些研究和宣传中国梦的文章，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中国梦既是国家梦、民族梦，“也是每个中国人的梦”，是“让每个人获得发展自我和奉献社会的机会，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的梦，断章取义解读为中国梦“不是成就哪一个人、哪一部分人”。再如，有学者把“‘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历史”不能完全否定过度解读成“‘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不能否定，从根本上挑战了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和十九届六中全会作出的两个历史决议。上述对党的创新理论断章取义或过度解读的形式主义，客观上歪解了党的创新理论的精神实质，进而造成了理论混乱。

其五，教条主义、实用主义。教条主义在理论研究和宣传上的表现，就是“什么都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语录来说话，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说过的就不能说”；实用主义就是“根据需要找一大堆语录，什么事都说成是马克思、恩格斯当年说过了，生硬‘裁剪’活生生的实践发展和创新”，从而把马克思主义变成僵化的东西。如有些理论研究和宣传文章，强调“马克思揭示了宇宙的真理”，由此推论出要用马克思主义来直接指导包括消除污染、消灭病毒等一切具体工作，并从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寻找相应论断，生搬硬套到当代。这种“不顾历史条件和现实情况变化，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针对具体情况作出的某些个别论断和具体行动纲领”的教条主义，或者随意臆造马克思主义话语来附会自己观点的实用主义，都是形式主义的表现。它们在客观上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的时代性和开放性。

其六，做标题党、带偏节奏。有些学者喜欢在网络上使用煽动性标题、夸张的修辞手法等，以吸引眼球、博取流量。例如，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前夕，网络上便出现了标题为“《中国共产党简史》：否定‘文化大革命’是‘十年内乱’”的文章，而这一蛊惑人心的标题，则完全是颠倒黑白、歪曲《中国共产党简史》。又如，党的十八大闭幕后，习近平总书记在走访各民主党派中央和全国工商联时，强调了毛泽东和黄炎培的“窑洞对”的时代价值，随即就有标题为“‘窑洞对’是毛主席的原话原意吗？”的网络文章出现。以这样的“设问句”做标题来质疑“窑洞对”，客观上“带偏”了中国共产党的民主价值和自我革命的价值。这些不仅是“低级红”，甚至有可能是“高级黑”了，因为它们不仅可能撕裂社会，更为党的意识形态工作以及党和国家形象的国际传播带来了恶劣影响。

三、力戒理论学习、研究和宣传中形式主义文风的理念和思路

2010年5月12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党校校长的习近平，对领导干部端正文风提出了三点要求：“一是短。就是要力求简短精炼、直截了当，要言不烦、意尽言止，观点鲜明、重点突出。”“二是实。就是要讲符合实际的话不讲脱离实际的话，讲管用的话不讲虚话，讲有感而发的话不讲无病呻吟的话，讲反映自己判断的话不讲照本宣科的话，讲明白通俗的话不讲故作高深的话。”“三是新。就是力求思想深刻、富有新意”。“短、实、新”的反面，就是“长、虚、旧”，即新形势下“党八股”的表现。而力戒形式主义的文风，真正写出“短、实、新”的理论学习、研究和宣传文章，需要对症下药，既要克服官僚主义的习气，又要克服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任何主观主义、形式主义、机械主义、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的观点都是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在实际工作中不可能有好的效果。”由此，力戒理论学习、研究和宣传中的形式主义文风，需要切实掌握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自觉克服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坚持理论学习、研究和宣传的辩证法，坚持守正创新、坚持人民至上、坚持问题导向，把握好理论的体系性和学理性、真理性和道义性、批判性和建设性的关系。

第一，坚持守正创新，把握好体系性和学理性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推进理论的体系化、学理化，是理论创新的内在要求和重要途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是一个不断丰富拓展并不断体系化、学理化的过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要不断深化理论研究阐释，重点研究阐释我们党提出的新理念新论断中原理性理论成果，把握相互的内在联系”。

理论的守正创新，首先要把握好党的创新理论的科学体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马克思主义一样，是一个严密的科学理论体系。马克思恩格斯把他们所创立的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用以分析和批判资本主义社会，从而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发展到科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关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全人类共同价值等价值理念，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建构，强军思想、经济思想、生态文明思想、外交思想、法治思想和文化思想等，以及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等，都对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了原创性贡献，科学构建了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最新理论形态，是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的科学理论体系。对这一理论体系的学习、研究和宣传，不能满足于“点”上“知其然”的铺陈，更不能止于对科学体系作形式化的解释，而是需要在“线”上乃至“面”上作“所以然”的学理论证，真正讲出其内在逻辑，力求避免搞浮光掠影式的文字游戏，或者以习近平总书记的论述来“论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循环论证，更要杜绝搞片面解读甚至断章取义，以及满足于“举例说明”而懒于“逻辑证明”的文风。

理论学习、研究和宣传力求学理化，就是要强化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包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典著作）的学习和研究。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紧密结合新时代新实践，紧密结合思想和工作实际，有针对性地重点学习，多思多想、学深悟透，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学习理论最有效的办法是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强读强记，常学常新”。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开放的、发展的体系，因而在其传播以及同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因时代背景和民族特点的不同而有新的丰富发展。对在其发展过程中的不同诠释，我们应该以科学的态度加以对待，即放到一定的历史背景中进行考察，以审视这些诠释在一定语境中的合理性和历史局限性。这就必须回到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中，厘清被后人视为“原理”而写入教材的文字，弄清楚马克思恩格斯究竟说过什么、又没有说过什么，乃至反对过什么，然后再结合时代的发展，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动摇，又不断拓展认识的广度和深度，敢于说前人没有说过的新话，以避免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曾经出现过的教条主义和实用主义，这样才能使理论学习、研究和宣传具有学理性。

第二，坚持人民至上，把握好真理性和道义性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引用毛泽东所言：“所谓政治，就是把拥护我们的人搞得多多的，把反对我们的人搞得少少的。”理论学习、研究和宣传作为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同样要遵循这一原则，这一原则体现的是“坚持人民至上”的马克思主义价值立场。

在意识形态领域，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的斗争是尖锐的和长期的。但是，在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中间，还存在着广阔的中间地带，无论是在国际还是在国内，大量的文化传统和现实形态不一定是马克思主义的、但也并不一定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而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因此，意识形态工作的重点，应该是通过批判反马克思主义思潮来澄清理论是非，以引领好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文化，使之靠拢马克思主义。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重点是争取民心，这就需要彰显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意识形态的本质，即“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就是说，这在观念上的表达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

理论学习、研究和宣传为了争取最大多数人的认同，就要站稳人民立场、把握人民愿望、尊重人民创造、集中人民智慧，而不能搞理论工作者的“自娱自乐”。这不仅需要彰显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而且需要弘扬马克思主义的道义性，体现其科学性和人民性的统一。“理直气壮”讲马克思主义，一方面要基于“理直”的基础，“理直”才能“气壮”，而不能搞“无知无畏”那一套；另一方面要让群众感到马克思主义的可亲可敬，而不是可畏可厌。邓小平说过：“我们讲了一辈子马克思主义，其实马克思主义并不玄奥。马克思主义是很朴实的东西，很朴实的道理。”同样，习近平总书记平易近人的话语风格中，蕴含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和道义的力量，应该成为理论学习、研究和宣传中力戒形式主义文风的范本。如果理论学习、研究和宣传把“朴实的道理”搞成烦琐哲学、花里胡哨的词语堆砌，或照抄照搬为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辩护的教条主义话语，就会因违背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而脱离群众，造成“低级红”甚至“高级黑”，在国内无助于争取民心，在国际上也有损于中国共产党和国家形象的有效传播。

第三，坚持问题导向，把握好批判性和建设性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理论创新要坚持问题导向，因为“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回答并指导解决问题是理论的根本任务。……我们要增强问题意识，聚焦实践遇到的新问题、改革发展稳定存在的深层次问题、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国际变局中的重大问题、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不断提出真正解决问题的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同时，“坚持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点。问题是创新的起点，也是创新的动力源”。强化问题意识、坚持问题导向，是真学真懂真信真用马克思主义、坚持人民立场、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提炼中国经验以发展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的需要，也是党员干部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以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的思想基础。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要勇于发现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矛盾，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更要勇于发现理论体系的完备性和协调性之间、理论内部不同学派之间、不同理论之间存在的矛盾。无论是理论学习还是研究和宣传，首先都要善于在社会热点、理论难点、思想疑点和教育重点的交集中筛选问题，以抓住主要矛盾；其次要潜心研究问题，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对各种理论和实践问题作出批判性分析和评价；最后要在将“问题”和“主义”、科学理论思维和正确价值导向、批判现存和辩护现实、理论自信和理论自觉等结合中做到科学解决问题。

马克思指出：“新思潮的优点又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地预期未来，而只是想通过批判旧世界发现新世界。”马克思认为其理论的全部价值，就在于批判性和革命性。所谓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不仅要批判各种错误思潮，而且要揭示各种错误思潮得以形成和传播的社会矛盾的基础。因此，理论研究和宣传要用好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武器，勇于揭露和正确评价社会矛盾而不是回避问题，在批判社会假恶丑中弘扬真善美。只有敢于面对社会矛盾和问题，才能深刻批判错误思潮，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作有力辩护，才能真正做到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所要求的“引导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思考问题，在不断启发中让学生水到渠成得出结论”，“以透彻的学理分析回应学生，以彻底的思想理论说服学生，用真理的强大力量引导学生”。

总之，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要自觉力戒形式主义文风，把马克思主义和党的创新理论的学习、研究和宣传搞得有声有色，真正为发展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作出贡献。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