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丰子义，北京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
高质量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人的发展，人的发展又是高质量发展的根本动力，二者相互影响、双向驱动，具有深刻的人学内涵。高质量发展既是一个经济社会发展升级的过程，又是一个“新人”的培育和塑造过程。高质量发展意味着一种新的文明转型，其文明突出体现在发展从“物”转向“人”，从“以物为中心”转向“以人为中心”。作为一种新的文明转型，高质量发展主要是通过引起人的发展从“生存”到“存在”、从“生产要素”到“真正的财富”、从“己物分离”到“成己成物”的转化而彰显出文明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投资于人”是高质量发展与人的发展的重要接口。要使“投资于人”真正有助于高质量发展和人的发展，需要避免“工具化”“市场化”“短期化”的误区。
高质量发展是我国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的鲜明主题，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高质量发展与人的发展密切相关。高质量发展的目标指向是人的发展，而人的发展又是高质量发展的根本动力。要切实推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必须正确处理二者的关系，促进其协调发展。
一.高质量发展与人的发展的双向驱动及其人学内涵
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也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而在不同历史时期、历史条件下，发展这一永恒主题又因面临的形势、任务不同而具有不同的内容和要求。在新时代，我国发展的主题就是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何要把推动高质量发展作为主题？就其直接原因来说，这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因为经过长时间的经济高速发展，诸多问题开始显现，如环境问题、资源问题、投资问题、出口问题等，发展遇到了瓶颈。如果再按以前那样发展，经济很难持续。这就客观上要求转换发展方式、发展动力，调整经济结构，实现高质量发展，即经济增长速度从高速转向中高速，发展方式从规模速度型转向质量效率型，经济结构调整从增量扩张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举，发展动力从主要依靠资源和低成本劳动力等要素投入转向创新驱动，经济社会发展向形态更高级、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推进。就其深层原因来看，这是人的发展的内在要求。经济社会发展的目的是人的发展。人的发展不是片面的，而是全面的；人的需要不是简单的物质需要，而是丰富的全面需要；需要满足的方式不是单一的，而是多样的。所以，人的发展本身日益凸显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这就是从过去的“有没有”向今天的“好不好”转变，从发展的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在解决了人们基本生活需要之后，其他方面的需要自然提到日程上来，客观上要求高质量发展。只有这样的发展，才能满足人们各方面的需要，真正促进人的发展。因此，高质量发展与人的发展是内在联系的。高质量发展的最终目的，就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离开了这一价值指向和目标追求，高质量发展就失去了本真的意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高质量发展，就是能够很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是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发展。”高质量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显然是人的需要和人的发展。这也正是高质量发展最为深刻的人学内涵。
高质量发展既是为了人的发展，又离不开人的发展。没有人的发展，没有人的素质的提高和能力的增强，高质量发展也不可能落到实处。高质量发展要求各种力量的协调配合、整体推进，但最重要的依靠力量是高科技，“谁牵住了科技创新这个牛鼻子，谁走好了科技创新这步先手棋，谁就能占领先机、赢得优势”。而科技创新依托的就是高素质人才。只有人才的高素质，才有发展的高质量。现在要转变发展方式、发展动力，要由“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关键在于人的因素。唯有人的发展，才有发展质量的总体提升和根本改变。进而言之，唯有人的现代化，才有经济和社会的现代化。
因此，高质量发展与人的发展并不是一种简单的线性关系、单向的决定与从属关系，而是一种互动关系。就其实际发展过程来看，高质量发展能够不断满足人民群众个性化、多样化、不断升级的需求，而这种需求又引领供给体系的变化，供给的变革进一步催生新的需求。正是供给与需求的这种螺旋式上升关系，形成了高质量发展与人的发展的双向驱动。总体而言，高质量发展是人的发展的物质基础，而人的发展又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动力，二者相互依赖、相互促进，共同构成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
高质量发展过程既是一个经济社会发展升级的过程，又是一个“新人”的培育和塑造过程。高质量发展本质上是人的实践活动的结果，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产物。实践活动一方面是主体客体化的过程，即主体的本质力量通过对象化而转化为经济社会现实发展的过程；另一方面是客体主体化的过程，即现有的发展成果实际成为现实主体活动的条件和要素，并转化为主体能力和素质的过程。这两个过程是在互动中推进的，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也是在这种互动过程中实现的。诚如马克思所说，现实的生产是现实的人“本身不停顿的运动过程，他们在这个过程中更新他们所创造的财富世界，同样地也更新他们自身”。“在再生产的行为本身中，不但客观条件改变着……而且生产者也改变着，他炼出新的品质，通过生产而发展和改造着自身，造成新的力量和新的观念，造成新的交往方式，新的需要和新的语言。”高质量发展过程就是如此。一方面，高质量发展通过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切实强化了科技进步，推动了经济结构的深刻变革，促进了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另一方面，高质量发展通过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难题，为“每个人的发展”扫清了障碍，让每个人获得平等的发展机会，从而促进“新人”的成长与发展。如高质量发展通过共同富裕、缩小贫富差距，使人民得到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生活更有保障，精神更为充实；通过民生建设，解决了基本生活需要，使人们的需求不断提升；通过市场发展、社会流动，打破了阶层固化，给人的发展提供了更大的舞台；通过教育、医疗、就业、社会保障等问题的有效解决，从总体上提高了人的各方面素质；通过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更新了人的许多观念，提升了人的创新能力、协调能力、社会参与能力、社会治理能力等。总之，高质量发展过程同时是“新人”的创造过程，是人的发展过程。
既然高质量发展与人的发展是内在联系的，高质量发展的过程就是人的发展过程，那么，对于“发展”和“人的发展”需要给予新的审视和认识。虽然对“发展”与“人的发展”，学界已有较多讨论并有较多共识，但从高质量发展引发的思考来看，还是有其新的意涵值得我们加以关注和认识。就“发展”来说，其内涵不仅仅是指客体的发展，还指主体的发展，发展的最终目标指向人的发展。由人的发展目标所决定，发展不只是经济的增长，同时是社会生活的全面变革与发展。与此相应，高质量发展不只是对经济的要求，而是对经济社会发展方方面面的总要求，“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各领域都要体现高质量发展的要求”。高质量发展的全面性要求、总体性要求就是由人的发展要求提出来的，是为人的发展要求服务的。就“人的发展”来说，既有其基本规定，又有时代特征。作为基本规定，人的发展就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充分展现，是人的价值的自我实现。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人的全面发展就是“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并显示其“人的本质客观地展开的丰富性”。与人的本质力量的丰富内容相联系，人的发展的内容和表现也是多方面的，主要包括人的劳动活动、社会关系、能力、素质、个性等方面的发展。然而，人的发展作为一个过程，其基本规定在不同历史条件下又有不同的时代特征、发展重点与发展要求。伴随高质量发展的推进，人的需求在发生变化，即在满足基本生活需要之后，其他方面的需要日益被提到日程上来，满足需要的方式也随之发生相应改变，因而人的发展的内容与形式也有了新的改变。同样是标志人的发展的“美好生活”，在今天有着明显的时代特征。与此同时，高质量发展的深入推进，对人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最重要的是素质、能力的要求。因为没有人的素质的提高，就没有发展质量的提高。正是基于这样的现实，今天讲人的发展，必须突出素质、能力的发展。
在对“发展”“人的发展”的理解上，注意阿马蒂亚·森的相关观点和看法是很有意义的。阿马蒂亚·森在其《以自由看待发展》一书中，中心论述的是“自由”与“发展”。他认为，不能把发展仅仅定义为收入和财富的增长，而应定义为自由的扩展。发展的目标是判定社会上所有人的福利状态的价值标准，它应当以人为中心，促进人的自由。为此，他认为，“发展可以看做是扩展人们享有的真实自由的一个过程”，“发展要求消除那些限制人们自由的主要因素”。何谓“自由”？他认为，自由不在于仅仅拥有法权意义上的“权利”，而关键是拥有实质上的自由，即拥有能够真正享受生活的“可行能力”。具体说来，“实质自由包括免受困苦——诸如饥饿、营养不良、可避免的疾病、过早死亡之类——基本的可行能力，以及能够识字算数、享受政治参与等等的自由”。这种“可行能力”既是社会发展逐渐赋予的，又是个人在其发展中通过努力形成的，因而自由的实现不能离开人们的“可行能力”。阿马蒂亚·森的观点可以给我们两点启示：一是“发展”的目的是实现自由，即促进人的发展；二是自由的扩展在于“可行能力”的增强，即“人的发展”在于人的各种素质、能力的提高。这对于我们今天理解和把握高质量发展与人的发展，也是有教益的。
二.高质量发展：一种新的文明转型
高质量发展既是一个经济社会发展质量提升的过程，更是一个新的文明创造过程。与以往的发展相比，高质量发展不仅仅是发展质和量的变化，而且是一场深刻的文明转型。其文明突出地体现在发展从“物”转向“人”，从“以物为中心”转向“以人为中心”。发展不再主要关注“物”的发展和“量”的增长，而是把人的发展放到首要位置，从人的发展的价值目标来谋篇布局、稳步推进。从物到人的转化，在高质量发展中是从多方面体现出来的。在其所依据的理念上，新发展理念彰显的是这样的转化。新发展理念所包含的五大发展理念尽管内容不同、各有所指，但就整体而言，新发展理念围绕的一个核心、贯穿的一条主线，就是以人为中心。新发展理念之所以“新”，就在于从对物的关注转向对人的关注，从物的逻辑转向人的逻辑。在其所推动的发展动力变革、发展方式变革上，也体现的是这样的转化。发展的动力不再主要依赖于物，而是依赖于人，不再是拼资源、拼投资，而是靠创新、靠人的素质的提高；发展的方式不再是粗放式，而是集约式，不再是数量型，而是质量型，人的因素日益突出。在其所要求的供需结构调整上，同样体现的是这样的转化。供给和需求保持合理的结构，二者在更高水平上实现动态平衡，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体现。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也是推动供需互促、协同共进的过程，是统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过程。这种结构性改革就是由人的需要、发展提出来的，并为之服务的。由于需求的满足主要在于供给，所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结构性问题，供给和需求两侧都有，但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可以看出，高质量发展涉及的各个方面、各种问题，都是围绕人的发展提出和展开的，其文明也正是从人的发展维度生发和体现出来的。
文明之所以生发和体现于人的发展，原因在于文明与人的发展内在关联。无论是文化还是文明，都是“人化”的产物；而其功能与作用，又在于“化人”。不管是“人化”还是“化人”，围绕的中心都是“人”。离开了人，很难说清文明。纯粹的客体运动、自然运动是无所谓文明的；只有人，只有人与对象的关系，才涉及文明。而且，文明按其本意来说就意味着进步，它是与野蛮相对的。进步还是野蛮，总是相对于人而言的，是从对象同主体的价值关系中产生的：对人的生存发展是有利的便是进步的，否则便是落后或野蛮的。因此，不能离开人抽象地谈论文明，文明也恰恰是从人的身上折射出来的。高质量发展的文明就是如此，是在与人的发展关系中呈现出来的。
作为一种文明创造和新的文明转型，高质量发展主要是通过引起人的发展的深刻变化或转化来彰显文明的。
第一，从“生存”到“存在”。人的发展涉及两个最基本的概念：“生存”与“存在”。这是讨论人的发展的基本前提。人的发展首先需要正常生存，但生存并不简单等于“存在”，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从其反映的状况看，生存主要反映的是生命状态的维持，存在则更多反映的是生活价值和生命意义的实现；从其关注的重点看，生存主要关注的是人的物质性需要及其满足，存在则更多关注的是生活的全面化以及各种需要的满足；从其关注的时效看，生存主要关注的是当下，以便能正常维持生命，存在则不仅关注当下而且关注未来，以求健全的发展。但二者又是相互贯通、相辅相成的。“生存”是“存在”的前提和基础。没有生命的维持，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无从谈起。物质生活需要的满足是人的生存发展最为根本的基石。而“存在”则是高一层次的概念，它赋予“生存”以意义与价值。因为人不同于动物，不只是为了生存，同时要追求各方面生活的快乐，使其生活更富有情趣、光彩，进而达到人生价值的实现。从其二者表征的形态来看，“生存”与“存在”极为相似于“生存”与“发展”。在其时序上，一般是先有“生存”再有“发展”。但在实际生活中，这种关系不能作简单化的理解。一般说来，人是首先需要生存，然后才能谈得上发展。但人如何生存？其方式是独特的，这就是以发展求生存。人的生存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不发展，就难以保持生存。这样一来，发展便成了保存和再生的条件。二者就是这样交织在一起的。但从总的趋向看，还是从生存到发展，即从“生存”到“存在”。
对于人的“存在”，马克思有独特的理解。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在讲“现实的个人”时，明确提出“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作为人的“现实生活”，其内容无疑是多方面的，既包括物质生活，又包括政治生活、社会生活、文化生活等。在这些生活中，物质生活无疑是最基本的，是“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但其他生活又是不可或缺的，随着生产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其他生活在人的“存在”中的地位和作用日趋重要。人的发展状况决定于人的生活构成状况。“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命，他们自己就是怎样。”人的正常发展，就是人全面占有生活，通过生活的丰富性来体现自己发展的全面性，而这种占有主要是通过劳动实现的。为此，马克思又讲，人的存在方式是感性的实践活动，尤其是有意义的、创造性的劳动。当劳动能够体现人的本质并能实现人的自由时，便能确证自己的存在；当劳动异化为单纯的生存手段时，人的存在就被扭曲与破坏。因此，人的发展必须解决好“存在”与“存在方式”，充实和完善“现实生活”。
高质量发展的意义，就在于推进了人们从“生存”到“存在”的转变。在以往的发展中，“增长”成为压倒性的目标追求。而高质量发展则使“追求生存”转变为“追求美好”。在基本物质生活问题解决后，如何构建美好生活便被提到重要日程上来。发展不再仅仅是物的增长，而更多关乎人的全面生活。适应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任务就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通过个性化、多样化、不断升级的需求的满足，使人民群众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从“有没有”到“好不好”，实际上就是从“生存”到“生活”，从“求生存”到“求发展”。推进高质量发展，旨在保障和改善民生，在发展中补齐民生短板、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紧紧抓住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采取更多惠民举措，创造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增进民生福祉。将人的发展从“生存”推向“存在”，这正是高质量发展的文明所在。
高质量发展对人们“存在”和“存在方式”的影响主要是通过这样一些方式产生的。首先是对劳动方式的影响。高质量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发展动力的转变，这种转变就意味着原有的标准化、重复性体力劳动在减少，知识型、创意型、服务型的劳动在增加。劳动不再仅仅是靠体力和时间的消耗，而主要是靠个人素质、创造能力的提高。劳动方式的这种变革，同时意味着劳动从谋生手段到自我实现的跨越。人们在这样的劳动中，既能为社会创造价值，又能实现自身的价值，自主性、成就感成为工作的乐趣和内在动力。其次是对消费（生活）方式的影响。高质量发展既然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各种需求，那么，需求的变化必然引起消费的变化。消费方式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从物质占有到生活体验的转变。消费的目的超越了基本的功能性满足，更多地与生活乐趣、审美表达、情感交流、健康福祉等密切关联，人们为体验、服务、知识付费的意愿逐渐增强。这样的转变实际上反映了一种“存在方式”的转变，从通过占有物质产品来确证自我，转向通过明智的选择和合理的消费来重新构建人与自然、社会和自我的关系，以确证新的自我。最后是对交往方式的影响。高质量发展要求更大幅度的结构调整、更高水平的开放、更加通畅的流动，因而大大扩展了人们的活动范围和交往方式。特别是信息技术的发展，使人置于复杂的网络社会之中，每个人的活动都成为网络社会、产业链条的一个节点，由此导致人们之间以及人与社会之间的深刻变化。在这样的环境中，人的发展不再只是个人单独活动的结果，也包括和体现着社会交往的程度、社会资本的积累、社会声誉的建立以及对社会的贡献，合作、共生、互利的价值被提升。所有这些变化，都在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人的“存在”和“存在方式”，文明在这里不断得到显现和增强。
第二，从“生产要素”到“真正的财富”。从文明角度看待人的发展，直接涉及对“人”的定位。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是把人只作为“生产要素”还是作为“财富”，这是对人的不同定位，由此会引出不同的结论和发展取向。在经济学发展史上，实际上一直存在着这样的理论分歧。在古典经济学之前，重商主义只把金银等货币看作财富，而对于人的劳动并未给以应有的重视。古典经济学反对重商主义这种观点，明确提出财富源于劳动。如斯密的《国富论》就充分阐述了这一立场。应当说，这一观点虽然提升了人的劳动的地位，但其关心的重点只是劳动作为财富生产的手段，而非劳动者本身。古典经济学将财富的生产分解为三种基本要素：土地、劳动、资本。劳动与土地、资本相并列，人（劳动者）也只是被看作一种生产要素。这样的观点显然是以物的方式来看待人，并未对人给以应有的重视。与古典经济学相反，马克思不再把人仅仅看作生产要素，而更突出人在生产中的主体地位，更强调把人看作财富。马克思认为，随着机器大工业的发展，劳动已不再表现为像以前那样包括在直接生产过程中，而是表现为人以生产过程的监督者和调解者的身份同生产过程本身发生关系；工人已不再是生产过程的主要当事者，而是站在生产过程的旁边，这样，“在这个转变中，表现为生产和财富的宏大基石的，既不是人本身完成的直接劳动，也不是人从事劳动的时间，而是对人本身的一般生产力的占有，是人对自然界的了解和通过人作为社会体的存在来对自然界的统治，总之，是社会个人的发展”。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真正的财富就是所有个人的发达的生产力”。在这里，马克思明确地把人作为“真正的财富”。这既是对财富“主体本质”的充分肯定，又是对人的价值的高扬。
高质量发展体现的就是这样的观点。在高质量发展中，人固然也是生产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因素，但其并不是被作为一般生产要素来看待的，而是更突出人的主体地位、人的能动创造作用，是被作为“真正的财富”来看待的。高质量发展走的不是靠资源、资金投入的“外源”型道路，而是依托科技创新的“内生”型道路，这样的道路必然聚焦于人，突出人的发展。高质量发展首先是把人本身的发展看作最大的财富，然后再用这种财富来创造出更大的社会财富。按照这样的逻辑，高质量发展必然高扬人的主体性，重视人才的培育和发展。为此，“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把人才看作第一资源，把人本身看作“真正的财富”，所显示的文明就在于看待人的方式的重要转变，即从物的方式到人的方式的转变。不只是从工具理性来看待人，更突出从价值理性来看待人，充分体现了对人的尊重，对人的发展的高度重视。
从“生产要素”到“真正的财富”的转变，同时体现了对财富问题认识的深化。对于财富的衡量，不仅要看资源、资本、劳动的投入程度，更要看人的发展程度。财富并不是完全独立于人之外的东西，而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是人的价值的具体展现，因而财富的发展与人的发展是一致的。人的发展程度从根本上决定着财富的发展程度。经济社会越是发展进步，情况越是如此。在高质量发展过程中，财富的生产不再像以前那样主要靠资源和体力的投入，而是直接取决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知识的运用，取决于人的发展状况。将人的发展看作最大的财富，事实上就扩大和丰富了财富的概念。完整意义上的财富，不仅仅是指物质财富、精神财富，也包括人自身的财富，人是最重要的财富，是一个国家财富和综合实力的显著标志。人作为财富本身又能创造财富，因而是社会财富创造和社会发展生生不竭的动力之源。
第三，从“己”“物”分离到“成己成物”。人的发展是在各种关系中进行的，而在各种关系中，人与物（己与物）的关系是一种最为基本的关系。在己与物的关系问题上，中国儒家哲学有其独特的理解。“成己成物”就是其基本理念。“成己成物”语出《中庸》：“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内之道也，故时措之宜也。”所谓“成己”，主要指通过修身养性实现人格的完善，核心是“仁”的实践。人应以“诚”为根本，不断反省，自我约束，达到道德自觉与生命境界的提升。所谓“成物”，主要指外在事功的拓展，即通过道德实践促进他人和社会的发展，乃至协和自然万物。“成己”与“成物”并不是彼此孤立进行的，而是相互结合在一起的，其中介和纽带便是“诚”。个体在完善自我的过程中，往往会通过自己的行为影响外界，而对外物的成就又会发展和完善自我。“成己成物”的理念显然超越了己与物、主与客的分离，将二者融为一体。“己”与“物”就是在这种相互成就的动态建构关系中发展、完善的。
高质量发展过程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一个“成己成物”的过程。高质量发展在其推进过程中，不是把成己与成物分割开来，而是超越这种对立，将二者作为一个统一的过程予以看待。一方面，强调要通过高质量发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各种美好需要，提高人的素质、能力，提升人的思想境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即“成己”。另一方面，强调通过人的素质和能力的提高、观念和行为的改变以及人的全面发展促进社会发展进步，即“成物”。这两方面是交织在一起的，是相互推动的。成己成物的结果，必然带来社会生活关系的重要变化。就人与自然的关系来看，高质量发展的“成物”要求人们在改造世界时保持对自然的敬畏，以“赞天地之化育”的态度来保持经济发展与生态发展的平衡，以“成就”的方式来对待自然的“成物”，助力生态文明建设。就人与社会的关系来看，高质量发展超越了个人主义的成己之道，反对孤立封闭的自我完善，要求真正的“成己”应当在“成物”的社会实践中来实现。这就要求人们正确看待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将个人价值的实现与对社会的贡献作为不可分割的整体来看待，在对社会的贡献中实现个人价值。
高质量发展既是一个“成己成物”的过程，更是一个“尽性成物”的过程。“尽性成物”的思想也是在《中庸》中提出和表达的：“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尽性成物”与“成己成物”有着内在逻辑，其逻辑起点是“尽己之性”，即通过“至诚”的修养，努力完善自身的道德本性，实现“成己”；其逻辑扩展是“尽人之性”，即由己及人，在成就自己的同时，主动帮助他人站立与发展，此所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其逻辑归宿是“尽物之性”，即将其德行与智慧推及万物，顺应并辅助天地万物能够按照自身的特性和规律得以发展、完善，以致“成物”。在这种逻辑中，“尽性”是方法、手段，“成物”是目的、结果。“尽性成物”就是要通过至诚的功夫，充分实现自己、他人乃至万物的本性，促成万物的完善和发展。高质量发展同样如此，它并不是一个自然形成的过程，而是人的自觉能动创造过程，是人“尽性”努力的结果。“尽性”是多方面的，但最为重要的“尽”是提升自己的修养与素质，发挥主体能动性。只有通过每个人的“尽性”努力，才有高质量发展成果的形成。因此，对于高质量发展来说，每个人不能仅仅是发展成果的享有者，同时必须是高质量发展及其成果的创造者；不能仅仅是发展的服务对象，同时必须是发展的积极主体。这对每个人的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如对终身学习和适应能力、劳动变换能力、交往能力、社会参与能力等，都有更高的要求。这既是一个成己的过程，又是一个成物的过程，二者并行不悖。
三. “投资于人”：高质量发展与人的发展的重要接口
在推进高质量发展过程中，我国明确提出“投资于人”。这是一个新的响亮的命题，也是一个新的战略举措。从人学视角看，“投资于人”是高质量发展与人的发展的重要接口。之所以是重要接口，就在于它一头连着高质量发展，另一头连着人的发展，通过“投资”，将两种发展融为一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研究高质量发展与人的发展，应当对“投资于人”予以深刻的理解和把握。
“投资于人”的理论与现实意义重大而深远。其一，这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人要全面发展，关键是要使其发展的各种需要得到满足。需要的满足总是要靠投资的，如教育、医疗、住房、社会保障、就业创业以及公共服务等需要的满足，就得靠投资。只有投资，才能振兴和推动这些领域的发展，才能给人民群众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满足人的各种需要。随着经济社会的深入发展，人们的需要正在向高层次发展，因而为满足需要的投资也在向高水平发展，高水平就意味着高投入。只有这样的投入，才能使需要的满足落到实处。其二，这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迫切需要。如前所述，高质量发展的显著标志是由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而创新的关键在人才。投资于教育、医疗、公共服务等，是人才培育最为基本的保障。特别是对于高科技人才、创新性人才的培养来说，“投资于人”至关重要，它会直接影响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影响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在科技革命快速发展的条件下，唯有将人才培养放到优先位置，通过对人的持续投资，才能增强发展的后劲，推动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
“投资于人”的重要功能体现，就在于通过对人的投资，提升人的知识、能力和总体素质，将人力资源转化为可持续增殖的人力资本。对于我国的发展来说，迫切需要加强这种转化，因为我国是人力资源大国，还不是人力资本强国，要使前者变为后者，必须突出这种转化。要实现这种转化，一个重要方式就是“投资于人”。值得注意的是，将人力资源变为人力资本之所以尤为重要，除了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之外，还有两个因素直接构成我国新发展阶段的尖锐挑战：一是人口结构的深刻变化。其变化主要体现为人口总量连续负增长、生育率不断走低、老龄化不断加深、劳动年龄人口量减质升、区域人口分化加剧。这意味着依赖劳动力数量扩张的“人口红利”正在消退，必须转向依靠劳动力质量提升的“人力资本红利”。二是人工智能发展带来的重大影响。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适应科技发展潮流，推广运用人工智能。人工智能的发展，一方面替代了部分岗位，另一方面在创造大量新业态、新岗位。这样的变化要求劳动者必须具备更强的学习、适应和创新能力，从“机器替代者”转向“智能驾驭者”。这两种因素的挑战，日益突出人力资本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要有效应对挑战，投资于人是一个重大战略选择。投资于人，将人力资源转化为人力资本，可以从多个维度为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如通过加大教育、科研投入，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和战略科学家，可以形成驱动创新和产业升级的核心引擎；通过全生命周期的技能学习培训，可以将存量劳动力转化为高质量的人力资本，缓解劳动力数量下降的压力；通过系统性投资，重构终身学习体系，可以提升人的适应能力和驾驭能力，有效应对人工智能的冲击；等等。总之，投资于人是培育和发展人力资本的重要途径。
“投资于人”与“投资于物”并不是对立的，而是相辅相成的。“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是经济发展的两大核心动力。前者是通过基础设施、先进设备等投入改进生产方式、劳动方式，提高生产效率；后者是通过教育、就业、社会保障等举措提升劳动者素质，增强居民收入与消费意愿，扩大社会总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相互支撑。一方面，投资于物可以增强国家财力，为投资于人奠定物质基础，创造基本条件。另一方面，投资于人可以为经济增长增添动能，让投资于物更有成效。实际上，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并非各自孤立进行的并行投入，而是深度融合、相互促进的有机整体，在其实施中同频共振。从总体状况来看，最先进的设备（物）如果没有高素质的人去操作使用，就无法发挥其应有的效能，只能任其自动贬值；同样，最优秀的人才如果没有先进的工具、设施、平台等，其创造力和生产力会受到严重制约。分别来看也是如此。投资于人能放大投资于物的效能或回报。培养出一个充满活力和创造力的创新团队，其能够利用现有技术条件，开发出意想不到的新成果或新方案，实现投资回报的超常预期。同样，投资于物能够提升人的价值。新的技术设备可以将劳动者从重复、繁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使其能够有更多的时间、精力用于研发和创新，从而使其能力、素质不断升华。二者在总的方向上是一致的，但在不同时期与历史条件下，投资的侧重点有所不同，需要适时调整。一般说来，在发展的初期，资源比较稀缺、基础设施薄弱、生产技术落后，因而需要重点解决对物的投资，以解“燃眉之急”。在发展的成长期以至成熟期，发展的瓶颈主要在于技术和人才，因而需要重点加强对人的投资。两种投资没有刻板的模式，应根据具体情况实行动态调整。在新发展阶段，依据发展条件和环境的变化，应当在生产性投资的基础上更注重人的投资，使人的投资成为高质量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增长点，促进民生性投资与生产性投资的协调发展。
要使“投资于人”真正有助于推进高质量发展和人的发展，应当避免这样一些误区。
一是“工具化”的误区。即在人的投资中，把人主要按照“工具”的思维方式来看待，而不是真正作为“人”来看待，人被完全简化为生产财富的工具和手段。按照这样的理解，人的复杂属性也就得到了简化：其一是功能化，只关注人的劳动功能或生产功能，无视人的其他功能；其二是同质化，将个体差异非常之大的劳动者抽象为无差别的“劳动”要素，便于进行总量分析和模型建构。这样一来，人就完全变成了工具、变成了物。对于这样的物化逻辑，马克思当年就曾给以深刻的揭露，用唯物史观的立场观点把颠倒了的东西重新颠倒过来，给人以全新的理解，阐明人是目的而不仅仅是手段。对于“投资于人”，应当坚持马克思的基本立场观点，走出人的“工具化”误区。在对人的认识上，同样需要从工具理性转向价值理性。工具理性只关注人能否高效完成特定任务，投资只是为了提升其“性能参数”、提高经济回报率；价值理性则将人视为目的本身，投资是为了提高人的素质、能力，满足人的各种需要，促进其全面发展。在现实发展过程中，人不可避免地作为实现发展目标的手段（劳动者），但在其价值指向上，必须将人视为目的本身。人固然在劳动过程中发挥生产要素的作用，但人首先是经济活动的主体。从工具理性向价值理性转变，就是要使人从客体向主体转变。
对人的看法不同，对人投资的方向也自然不同。如果按“工具化”的方式来看待人，那就必然主要关注人的实用性技能，资金重点投向人的技能操练、培养，轻视人的其他方面的教育和培养。如果按“人”的方式来看待人，那就自然要关注人的发展的全面性，既重视人的技能的投资，又重视人的文化素养、思想观念、社会交往等综合素质的投资。不同的投资方向，必然带来不同的结果。按“工具化”的方式来投资，只能扭曲“投资于人”的本意，最后会反噬投资的初衷与效果。因此，投资于人必须重视人文价值，使其注入更多的人文内涵。这样的投资，不仅仅是一种经济行为，同时是一种文化行为。
二是“市场化”的误区。无论是高质量发展还是人的发展，都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进行的，而服务于高质量发展和人的发展的“投资于人”，自然也是和市场经济的发展连在一起的。在这样的条件下，投资于人作为一种经济活动，必然要考虑市场需求、市场价值，以提高投资的效益，使投资更可持续。完全无视市场需求、市场价值的投资，事实上是不可能、不现实的。但是，投资于人又不能过度市场化，不能完全服从市场规律的要求。过度市场化的误区在于：只关注投资的产出能力和市场价值，忽视人的全面发展需要和内在价值，投资的取向和人的发展方向很难一致起来；只会带来投资的效益，难以带来人的全面福祉，人的发展无法得到保障。如果投资于人完全市场化，必然会使投资方向和投资效果遭到严重扭曲，最终无助于高质量发展和人的发展。所以，投资于人不能完全限于功利追求，必须有广阔的视野和更全面的设计。而且，即使是关注市场，也不能仅仅关注经济市场，同时要关注人才市场，看看人才发展的短板和需要在哪里，由此来确定人才投资的重点和方向。
市场化的推行，直接涉及投资的对象。由于投资的效益与投资的对象直接挂钩，故投资的对象必然是绕不开的重要话题。如果投资仅为追求市场价值，那就必然向优势群体倾斜，因为这些群体能够带来更多的“利益”和“价值”。但这样一来，会明显固化甚至加剧阶层分化，不利于社会整合和向心力的凝聚，也会造成不同群体和不同资本的“马太效应”，导致经济社会发展失衡。这就严重违背了“所有人的全面发展”的宗旨。假如不是所有人得到充分发展，内需必然受限，内需不足以及社会分化又会消解高质量发展的可持续性。因此，在投资对象问题上，应当首先加强普惠性，让社会所有群体、所有人都受益，都能享受到投资的福利；同时加强公平性，防止不平等的再生产，使公平与效率达到新的有机统一。
要走出“市场化”的误区，必须加强宏观调控与政策引导。重要的是通过制度设计和文化引导，构建一个既尊重市场规律又不被市场逻辑完全主导的人才投资系统，确保投资沿着正确的方向进行。最终目标是让每个人都能在支持性的环境中实现全面发展，同时为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创造更多价值。
三是“短期化”的误区。人的投资与物的投资的时限不同。一般说来，物的投资是短期的，人的投资是长期的。时限之所以不同，就在于人的成长期与物的建设期有别。所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讲的就是这一道理。有鉴于此，在高质量发展过程中，投资于人必须走出“短期化”的误区，确立“长久之计”。由于人才培养是一个过程，涉及诸多因素和方面，因而投资于人必须从基础抓起，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以至终身教育，都要进行全过程投资，同时要相应进行医疗、住房、社保、就业等全方位投资。显然，这是一种战略性投资，而不是一种简单的适用性投资。要使高质量发展和人的发展行稳致远，必须进行这样的投资。
对于投资于人的期限问题，应当对人力资本有一个比较明晰的理解和把握。在这方面，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也许对我们有借鉴意义。在舒尔茨的理论框架中，人力资本被区分为专用性和通用性两种。专用性资本主要指对当前组织或岗位有价值的技能，工具型投资往往集中于此，旨在使人的工作效率和效益最大化；通用性资本主要指可延伸的、持续的并能跨行业的重要知识与能力，投资的周期比较长，但其作用是持久而显赫的。如果在投资上只重视专用性资本而轻视通用性资本，只能是一种短视行为。这样的行为可能赢得一时，失之长远，因为它缺乏人力资本发展的深厚基础和内在动力，不能增强环境变化需要转型的适应能力，无法保证发展的健康与稳定。因此，在认识上，必须对“投资于人”突破短视性的认知，不能把对人的投资仅仅看作为了提升绩效，而更应看作为了人的长期发展。要把投资看作对人的赋能，而不是一味盯在索取。在制度设计和实际操作上，要对绩效评估、人才认定、投资方向、投资效果等加以新的调整，使投资真正有利于高质量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
结 语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深入发展，高质量发展的主题日益凸显。能否实现高质量发展，不仅关乎经济能否持续发展，而且关乎中国式现代化的成败。要切实推进高质量发展，固然需要加强科技创新、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发展动力、发展方式的转换，而同样重要的是要对人的发展予以充分关注，促进高质量发展与人的发展的良性互动。要使我国的发展行稳致远，必须明确发展的目标和方向，用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这一总目标、总要求来统摄各项具体发展，使高质量发展最终落实到人的发展上。因此，应当以马克思主义人学的视野来看待今天的高质量发展，并以此理念来推进高质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