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需要以科学的思维方法和工作方法为指引。这一科学方法在全面深化改革时期突出表现为注重系统集成，即“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全面深化改革涉及治国理政的方方面面，领域之广泛、内容之全面、影响之深远前所未有，内在要求增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论述具有突出的系统性特质，为改革的系统集成和协同高效提供了重要方法指导。

（一）更加注重改革内容的系统性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面对的主要问题是物质生活的极度匮乏，解决普遍贫困、实现经济增长是改革的当务之急。改革以农村为起点，实行家庭联产承包，推动乡镇企业异军突起，而后将重心转向城市，推动国有企业改革、发展个体私营经济、探索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时稳步推进对外开放，通过兴办经济特区、沿海沿边沿江沿线城市开放、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等不断融入世界经济体系。我国通过以经济为中心的改革，使社会生产力得到不断解放和发展，创造了经济快速增长和社会长期稳定发展的历史奇迹。但同时，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不断发展，改革要解决的问题更加多元，不同主体之间的利益博弈更加复杂，国家治理各方面的联动效应更加凸显，迫切需要加强各领域之间的改革统筹，以破解改革过程中出现的不全面、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

进入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敏锐把握我国改革面临的新形势和新特征，强调要以系统性思维推进改革。在党的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就十八届三中全会议题进行了说明，强调之所以制定全面深化改革方案，是因为单个领域、单个层次改革已经不适应现代化事业的发展需要。他指出，“全面深化改革涉及党和国家工作全局，涉及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涉及许多重大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换言之，在全面深化改革阶段，改革各领域内部和相互之间呈现高互动性和高关联性，零敲碎打不行，修修补补不行，片面化碎片化处理也不行，必须用普遍联系、全面系统、发展变化的方法论来把握改革的内在规律，着力解决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孤岛效应、短板效应、蝴蝶效应，推动治国理政各领域协同并进，发挥出改革的综合效益。正是因为把握了改革内容的系统性，新时代我国改革的全面性、层次性更加突出，有效推进了各领域改革事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二）更加注重改革推进的整体性

全面深化改革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习近平强调必须加强对改革的整体推进，不断增强改革的整体效能。首先，加强对改革的全局性谋划。如前所述，新时代以来我国改革内容的系统性明显增强，但整体并不等于部分的简单相加，改革各领域都具有独特的运行规律和功能作用，处于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关系之中。“过去讲全面改革，其‘全面’强调各领域都改革，重点在‘都’，全面深化改革之‘全面’强调各领域改革是一个整体，重点在‘整体’。”要“充分认识到整体对具体领域或单项改革的先行设定”，以全局视野实现改革政策统筹、进度统筹和效果统筹，以整体性视角“把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方面改革开放有机衔接起来”，增强各项举措与改革全局的适配性，为改革的整体性推进提供科学的顶层设计与合理的宏观布局。其次，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的有机统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十五项主要改革任务，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十四项主要改革任务，涉及治国理政的各个领域和各个方面，充分体现了改革的全面性和整体性。同时，习近平强调应处理好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的关系，要以改革面临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为重点，以重点突破带动改革效能的整体提升。一方面，习近平强调要着力推进重点领域改革。从“六个紧紧围绕”到“七个聚焦”，全面深化改革始终聚焦中国式现代化面临的主要矛盾和重点任务，实现了对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的战略牵引。另一方面，习近平强调要着力抓好重大制度创新。制度创新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具有根本性、全局性作用。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新时代以来，我国不仅基本建立起各领域基础性制度框架，而且取得了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等重大制度创新成果，推动许多领域体制机制实现了历史性变革、系统性重塑、整体性重构。

（三）更加注重改革战略的协同性

习近平高度重视改革战略的协同性，强调通过多主体的协同配合推动改革同向发力。一是增强改革方案的协同性。在制定改革方案时，必须深入研究各领域改革举措的关联性、耦合性和衔接性。在改革方案完成后，“必须在大系统中进行模拟或估测，研究该政策与其他政策的协同关系”，防止出现“分解谬误”与“合成谬误”的现象。对于涉及面广、影响面大的重点领域改革，习近平强调要同步推行配套改革，否则全面改革的效果就会“打折扣”。二是增强改革落实的协同性。习近平指出：“如果不沉下心来抓落实，再好的目标，再好的蓝图，也只是镜中花、水中月。”改革的落实必须明确改革推进的责任主体与协同单位，健全跨领域、跨地区、跨部门沟通协调机制，确保上下贯通、条块协同、左右联动，着力克服改革过程中的本位主义和部门主义。三是增强改革效果的协同性。改革是否取得成功最终要用效果来衡量，《决定》明确指出要以实绩、实效和人民群众满意度检验改革。为此，习近平强调要建立健全全面深化改革长效机制，把重大改革落实情况、显著成效、存在问题纳入巡视巡查内容，统筹各领域协同配合的成效。

改革战略的协同不仅体现在改革系统内部的协调一致，还体现在全面深化改革与国家其他重大战略的相互配合。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看，全面深化改革既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依法治国和全面从严治党的动力机制，又要以其为目标指引、法治保障和根本保证。“四个全面”是内在统一的有机整体，作为其中一环，全面深化改革必须注重与其他三者的协调发展。从全面深化改革与全面依法治国的关系看，一方面要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另一方面要确保全面深化改革在法治轨道上平稳运行，坚持用法治方式稳固全面深化改革成果，“做到改革和法治相统一”。从全面深化改革与全面从严治党的关系看，一方面要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另一方面要通过坚持完善党的领导、推进党的建设确保中国共产党始终成为全面深化改革事业的坚强领导力量。从全面深化改革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关系看，一方面要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战略全局高度部署全面深化改革，另一方面以全面深化改革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动力支持和制度保障。总之，只有真正做到“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有机协同，才能形成更大范围、更高层次的改革合力。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的认识是中国共产党推动改革开放的重要理论依据。《决定》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三个相适应”，即通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充分体现了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重要论述的科学性特质。

（一）推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相适应

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论述深刻把握了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一般规律，紧紧抓住生产力这一“推动社会进步最活跃、最革命的要素”，着力解决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的问题。从人类历史发展来看，社会生产力是不断发展的，因而生产关系也要持续调整变化，全面深化改革的任务就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动生产关系与新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正因如此，习近平强调改革理论和路线的科学性必须以社会存在为基础。从改革到全面深化改革再到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中国共产党始终聚焦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不断调整生产关系，破除制约生产力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从而促进发展动能持续转换、经济结构实现升级、社会活力持续迸发。在此意义上，习近平关于“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的重要论断不仅是坚定不移推动全面深化改革的政治宣言，而且体现了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

近年来，推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相适应的探索直接体现为推动形成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进入新时代，高质量发展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鲜明主题和现代化建设的首要任务。面对大量制约高质量发展的因素，习近平指出必须将发展新质生产力作为重要着力点。“可以认为，‘新质生产力’之新，表现为生产要素及其结构的质态之新。生产要素的性质和形态都已今非昔比。”这就要求生产关系必须实现进一步完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习近平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只有通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促进政府与市场关系、产权关系、分配关系等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打通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卡点，促进先进优质生产要素顺畅流通，不断筑牢发展的安全基石，才能形成“有形之手”和“无形之手”的强大合力，共同培育促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二）推动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相适应

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论述坚持以整体性视角把握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强调“既解决好生产关系中不适应的问题，又解决好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的问题，这样才能产生综合效应”。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生产力对社会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其发展和变革必然引发生产关系和经济基础的深刻变动，进而推动上层建筑发生相应的变革。但是，两对基本矛盾之间“并不是单线式的简单决定和被决定逻辑”，全面深化改革不能撇开上层建筑来理解生产力标准。基于上述观点，习近平指出全面深化改革不能将生产力标准绝对化，必须在社会生产力发展基础上推动上层建筑各领域的全面改革，使之适应于经济基础的需要。可以说，推动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相适应是实现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相适应的内在要求。

一方面，习近平强调全面深化改革应坚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成为我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推动了生产关系和经济基础的相应调整。只有坚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主轴，推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市场经济有机结合，以“两个毫不动摇”为原则夯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才能确保上层建筑的稳定性。同时，习近平强调应充分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的牵引作用，更好地把握经济基础的发展需要，进而为完善上层建筑提供根本方向和发展要求。另一方面，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论述注重发挥上层建筑变革的引领作用。恩格斯指出，“政治、法、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因此，全面深化改革注重发挥上层建筑变革的主动性、预见性和引领性，推动“上层建筑‘被动适应’经济基础转变为上层建筑‘主动引导推动’经济发展”。进言之，新时代以来的上层建筑变革准确把握了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要求，通过有序推进政治、法治、文化等领域改革，为瓦解旧的生产关系、培育新型生产关系提供了更好的政治保证、法治保障和精神力量，不断推动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相适应。

（三）推动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相适应

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论述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提出了推动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新论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治国理政规律认识的深化和发展。马克思指出：“在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就会有不过是市民社会的正式表现的相应的政治国家”。可以说，推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相适应、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相适应从一般意义上回答了改革的动力机制问题，而推动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相适应则在实然层面体现了前两个相适应的改革成效，彰显了中国共产党推动全面深化改革的主体能动性和根本价值追求。

历史地看，如何进行有效的国家治理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及至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改革与国家治理的关系作出新的界定，明确将国家治理现代化纳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之中。这既是对改革开放理论的重大创新，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新发展。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上，习近平系统总结了我国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十三个方面的显著优势，强调必须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保证。推动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关键是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一方面，坚持以制度建设为主线。习近平指出：“制度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问题。”他强调必须在增强制度自信基础上，持续推进“急需的”“必备的”制度改革，以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为实现经济社会长期稳定发展提供良好制度环境。另一方面，持续释放治理效能。有学者指出：“在发展中扮演关键角色并有效平衡发展与秩序，成为现代国家的共同挑战与首要议题。”只有持续释放治理效能，才能调动人民群众参与经济治理、文化治理和社会治理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形成和谐的发展秩序；也只有持续释放治理效能，才能不断激发社会发展活力、保持社会和谐稳定、实现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论述以其鲜明的政治性、现实性、系统性和科学性，全面回答了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正确方向、价值立场、科学方法等一系列基本问题，集中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理论的原创性贡献。“四性”理论特质之间有机统一，对推动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重要论述的体系化、学理化具有重要作用。

（一）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重要论述理论特质的内在逻辑

“四性”理论特质作为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重要论述的重要特质，具有严密的内在逻辑。其中，政治性是根本统领，现实性是重要基础，系统性是思维方法，科学性是核心本质，四者共同揭示了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重要论述的理论属性和实践要求。

首先，政治性是根本统领。就哲学社会科学而言，任何理论都是有立场的，反映着特定阶级和群体的价值取向和根本利益。因此，“站在什么立场”是理论创新必须首先回答的根本问题，构成了理论创新的价值基础。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重要论述的政治性特质之所以居于统领性地位，正是由于其旗帜鲜明地表达了这一思想的理论立场和价值取向，构成了理论特质的最大特色，规定了现实性、系统性、科学性特质生成的基本路径。

其次，现实性是实践基础。理论创新是对时代课题的及时解答，立足现实、关照现实、回应现实是理论创新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脱离现实的理论不具有真正的政治性，更不可能实现对问题的科学认知，揭示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重要论述的现实性特质正体现了这一思想对时代脉搏的准确把握，反映了鲜明的时代特色，成为政治性、系统性、科学性特质得以生成的基础。

再次，系统性是思维方法。在理论创新过程中，方法论的选择至关重要，决定了我们能否从多元的理论要素中把握其内在联系。“坚持系统观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世界观和方法论，也是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重要论述的鲜明特质。通过对改革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的深刻把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正确处理经济和社会、政府和市场、效率和公平、活力和秩序、发展和安全等重大关系，推动改革全面发力、纵深推进。

最后，科学性是核心本质。理论创新的最终目的是要从实践中形成真理性认识，认清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进而为未来实践提供正确指导。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重要论述的科学性特质是这一思想生命力的体现，是政治性、现实性和系统性特质的必然结果。正因为科学把握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的基本原理，全面深化改革才能顺势而为，推陈出新。

（二）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重要论述理论特质的功能指向

任何科学理论的形成都必然经历一个体系化、学理化的过程。只有完成理论的体系化、学理化，一种思想才能趋于成熟、走向科学，进而呈现完整的内容结构、彰显应有的历史地位。习近平指出：“推进理论的体系化学理化，是理论创新的内在要求和重要途径”。“理论特质是理论本质属性的表现”，对于推动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重要论述的体系化、学理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一，有助于更好把握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重要论述的主要内容及其内在结构。所谓体系化、学理化，就是要对庞大的概念、范畴以及观点等理论要素进行系统梳理和总体性建构，以形成具有系统性、规范性、逻辑性以及学理性的科学体系。理论特质展现的是特定理论的精髓和要义，构成了把握理论内容、分析理论结构、认识理论规律的根本着力点。针对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重要论述理论特质的研究，就是要探讨这一理论的价值立场、现实指向、科学方法和内在规律等本质属性，进而为更好地把握其主要内容和内在结构提供基本遵循。

第二，有助于更好把握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重要论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理论的体系化学理化必须遵循科学方法，但不同学科、不同视角以及不同学者对于同一理论的体系化、学理化存在认知差异，特别是对于以思想观念为研究对象的理论研究而言，其实质是思想观念的再认识过程，导致“其体系必然有多种构建的可能”。只有深入挖掘某一理论本身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才能客观呈现其发展演变的内在逻辑，形成体系化、学理化的正确路径，避免出现基于主体认知差异的体系泛化现象。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重要论述的理论特质内蕴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深入研究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重要论述的理论特质，是推进这一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的应有之义。

第三，有助于建构改革开放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理论的体系化、学理化旨在建构完整的知识体系，彰显理论的主体性和原创性。从国际比较视野看，中国的改革开放呈现出不同于其他国家的出场逻辑、指导思想、演进进程和实践成就，为构建有关改革开放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坚实基础。目前，学界对这一重大命题的研究并不充分，特别是对相关原理性问题、标识性概念、原创性话语的挖掘不够，需要通过多视角、跨学科的阐释加以推进。“一种思想或理论能够成为科学体系，不仅体现在其丰富的内容和完整的结构上，更体现在理论本身呈现出来的鲜明特征上。”因此，从理论特质切入对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重要论述的研究对于展现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独特风格和主体自觉意义重大，有助于建构和完善具有鲜明标识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