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国家形象的塑造，并将其提升到增强中国文化软实力、扩大中国话语权的高度。考古学在塑造国家形象、实证中华文明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过程中，有着其他学科不能替代的重要作用。考古学的兴起，适应了寻找本民族优秀历史文化，激发民族自豪感的迫切需求。考古学的优势，是通过实证性的成果重建无文字可考的历史，为“古史重建”、讲好中国故事和国家形象塑造提供坚实的支撑。进入新时代，考古学要努力构建“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考古学学科体系，为中国国家形象塑造提供学理上的支持；利用与生俱来的学科交叉属性，积极拥抱新技术革命，为中国国家形象塑造提供新的路径。为了更好地发挥考古学的学科优势，推动文化外交发展，有必要构建跨部门的文化外交协调机制，形成合力，在文明交流与互鉴的高度上发出中国声音，立体、全面地塑造崭新的中国形象。

作者：唐仲明，历史学博士，山东大学考古学院教授。

2020年9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以考古工作为主题的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指出：“考古工作是展示和构建中华民族历史、中华文明瑰宝的重要工作。”考古学通过调查、发掘等方式，揭示出一系列反映中华民族产生和发展重要节点的遗迹与遗物，进而归纳出中华民族发展的独特性规律，构成了考古学研究的重要成果。考古学的研究，根植于科学的考古发现。在一定程度上，考古学的研究成果就是考古发现的成果。重大的考古发现不断涌现和传播，使得广大人民群众可以更直观地感知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因此，考古学是深入挖掘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基因的重要工具之一，对于塑造国家形象、讲好中国故事有着重要作用和意义。国家形象具有可塑性，塑造国家形象要跨越新闻传播学、政治学、社会学、文化学、历史学、心理学、国际关系学诸多学科和领域，其目的是塑造出一个历史底蕴深厚、各民族多元一体、文化多样和谐的文明大国形象，考古学在其中大有可为、大有作为。

早在改革开放之初，苏秉琦就要求考古工作者“必须正确回答下列诸问题，中国文化起源、 中华民族的形成、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等等”，他敏锐地指出考古学在国家形象塑造方面能发挥重要作用。考古工作者一直致力于回答这一系列问题。陈星灿讨论了考古学对于认识中国早期文明演变和早期历史的学术贡献。霍巍回顾了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历程，指出它在近代民族危亡的关键时期就曾以重建古史为己任，新时代中国考古学更要为树立文化自信提供新的证据。赵辉基于近年来的考古研究成果，全面梳理了中国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的历程。上述研究在诸多方面讨论了考古学在国家形象塑造方面的作用，本文以此为基础系统梳理考古学在国家形象塑造中的理论依据，总结考古学在国家形象塑造实践中已经取得的成果，并就如何更好发挥考古学的独特优势、助力国家形象的塑造和传播提出一些路径建议。

一、考古学赋能国家形象塑造的理论依据

考古学是一门追本溯源的学问，其诞生是为了回答“我们是谁”“我们来自哪里”等人类的“终极之问”。而这些问题，又多与国家形象的塑造息息相关。

（一）考古学的诞生适应了激扬文化自信和塑造国家形象的需求

“考古学是启蒙思潮和国家主义的产物，以最简单直白的‘物即是文化’甚至‘物即是人’的方式建构区域历史的物质文化版本。”迪亚兹·安德鲁和蒂莫西·钱平则认为，考古学的兴起缘于民族主义的出现，民族主义是激发民族自豪感，为纠正他国的种族、民族、文化的偏见提供正当理由的有效工具。中华文明从何而来，如何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是20世纪初现代考古学引入中国之时历史学者和考古学者们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不仅是学术问题，更是政治问题。当时，积贫积弱的旧中国面对帝国主义列强的重重压迫，民族自信遭到极大打击。安特生等外国学者鼓吹“中华文化西来说”，试图消解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面对民族文化危机，中国第一代考古学者们“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目的就是找到中华文化、中华文明本土起源的实证，有理有据地批驳安特生等学者的观点，重建中华文化主体性。从国家形象塑造的角度来说，中国第一代考古学者们的努力，是为了向世界展现中国独立、自主、原生型、源远流长的古老文明的国家形象。这种自发的学术研究冲动，源于这些学者的家国情怀、历史使命感和以考古学激扬文化自信、塑造国家形象的学术追求。而他们以科学严谨的考古研究，丰富了世人对中华文明的认知，向世界真实、完整地展示了中国文明古国的形象。今天，讲好中国故事，也需要考古学提供丰富的科学支撑，让世人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

（二）考古学的学科特征有效支撑了国家形象的塑造

考古学的学科特征一是实证性，二是交叉性。其实证性为国家形象塑造提供了坚实的科学证据。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是地下出土的与人类活动有关的遗迹、人工遗物和与之相联系的环境。简言之，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是物，无论是人工制品，还是古人生活的环境，都是物质的、有形的，对物的研究是考古学的基础。而研究对象的有形特征，决定了考古学研究是一门实证性的研究。考古学的发掘和研究成果，使得考古成为展示中华文明瑰宝的重要工作，因其直观具有更好的宣传效果和更高的传播效率，更加容易为大众所认知和接受，也更容易引发受众的兴趣。

考古学的交叉性则为国家形象的塑造提供丰富的学术支撑。考古学的研究目标是“透物见人”，通过对物的研究，提炼出创造这些物背后的“人”的动机和思想。如果想从发掘出土的各类标本中获取更多信息，跨学科的交叉研究势在必行。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协同参与，一方面扩大了考古学家的研究视野；另一方面，也为考古成果的阐释提供了新的、多元的视角。在宣传展示实证性考古成果的同时，多学科交叉融合及不同研究方法相结合的研究，进一步支撑了考古学成果的阐释。考古学成果的传播，除了向公众介绍“有什么”，还可以介绍“是什么”和“为什么”，对于国家形象塑造来说，丰富多元的交叉综合研究进一步增强了可信度与说服力。　

（三）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是“古史新证”和国家形象的有力证明

中华文明是独立起源、连续发展、开放包容的古老文明。它的发展经历了从多元到一体的演变过程。多元阶段从距今一万年到四千五百年左右，在北到辽河、南到长江的广大范围内，先后出现了多个相对独立起源的考古学文化。早在一万多年以前，中华大地上的先民已经开始了“农业革命”，南方开始栽培水稻。距今八千至六千年左右，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甚至东北的辽河流域，农业生产水平都有了一定的提高，粟黍的种植遍及北方各地。距今五千三百年前后，各地文明化进程加速，表现在超过百万平方米的大型聚落的产生，墓葬出现等级性差异，礼制用品开始出现，辽河流域红山文化的宗教性特征尤其明显。不同文化之间互相交流碰撞，有的前后相继，有的昙花一现，有学者用“互相作用圈”（interaction sphere）来解释，有学者用“区系类型理论”来说明。无论用什么样的术语来讨论，多元阶段各文化之间的交流与互动总是持续不停，并在相互吸收创新之后继续发展。

距今四千年左右，中国开始进入铜石并用时代，也就是一体阶段。二里头遗址发现了大型宫殿基址，结合墓葬及青铜器等其他遗迹和遗物，可以认为已经进入了王朝阶段。在中原地区崛起的王朝成为中华大地的核心，中华民族随后开启了多元一体的、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演进历程。在这个过程中，先民们既因地制宜，又兼收并蓄，努力耕耘，推动社会发展。以农业生产为例，北方传统的农作物是粟、黍和大豆，考古又发现了从西亚传来的小麦和从长江流域传来的水稻，逐渐在中原地区发展出“五谷丰登”的格局，为文明“一体”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这种开放、包容、创新的文化基因深深地融进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在整个历史长河中，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许多优秀的外来文化、外来物种甚至是外来移民，都顺畅地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不断创新创造成为中华民族、中华文化的一部分。这个长期的演进过程深刻证明了中华文明的统一性、包容性和连续性，也为中国“古史新证”提供了无可辩驳的证据。

二、考古学助力国家形象塑造的当代实践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为了解决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研究中许多悬而未决的重大问题，中国先后实施“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考古中国”等国家级重大考古项目，实证了中国一万多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追溯了“何以中国”的发展过程，为塑造历史悠久、文明领先的中国国家形象提供了学理上的支撑。

（一）文明起源研究的成果，有力塑造了中国源远流长的国家形象

历经二十多年的探索，在前期文明起源研究的五种研究途径和四种主要观点的基础上，中国学者们总结出判断进入文明社会标准的中国方案。西方学界奉为圭臬的“文明三要素”（冶金术、文字和城市）理论是基于中东和欧洲的早期文明总结的；从世界其他原生文明来看，“文明三要素”并非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通过“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考古实践与理论探索，归纳出在尚未发现共时性文字材料的情况下，判断是否进入文明社会的八个关键特征：一是史前农业显著发展；二是手工业技术显著进步，出现有较高技术含量的手工业专业化，被权贵阶层所掌控；三是人口显著集中，形成早期城市；四是社会分化程度高，形成贵族阶层及以礼器体现尊贵身份的初期礼制；五是形成金字塔式的社会结构，出现集军事指挥权、社会管理权和宗教祭祀权于一体的王权；六是血缘关系仍然保留并与地缘关系相结合，维系社会发展；七是暴力现象和战争频繁发生，规模逐渐扩大；八是形成了王权管理的区域性政体和服从于王的管理机构。

这一方案的提出，明确了中华文明的起源可以上溯到距今五千多年以前的古国时代第二阶段，从学理上打破了西方学术界在文明起源理论方面的长期垄断，为世界文明起源研究作出了原创性贡献。同时，随着“中国方案”逐渐被国际学术界所接受，中华文明的原生型、连续性、包容性、创新性等特性得到了充分证实，为中国国家形象的塑造提供了新的理论证据。

（二）历史时期考古研究的新成果，多角度诠释了中国灿烂辉煌的历史

在三代时期（原史时期）和三代以降的时期（历史时期），文献资料相当丰富，有的人错误认为考古学没那么重要。尤其是中国拥有世界上数量最多的传世文献，历朝历代以这些文献为对象的历史研究，又构成了新的文献。同时，传承两千多年的中国史学，既是中国传统学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又在世界古典学术体系中独树一帜。遗憾的是，中国保存下来的传统文献虽然很多，但亡佚得更多。无论是简牍、帛书还是纸本文献，都极易损坏，除火、水、虫、霉等天灾之外，还有人祸不断，史上的“书厄”不时出现，再加上自然的淘汰，可谓百不存一。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历代学者皓首穷经，一种方法是“内证”，就是从史料内部寻找证据，通过校雠、辨伪、辑佚等方法，尽可能恢复文献的原貌，考辨史实。另一种方法是“外证”。而“外证”的一个重要来源，就是考古的新发现。王国维提出“二重证据法”，意在以地下出土的实物与传世文献互相考证与解读。虽然以现在的眼光来看，这一方法论还存在诸多问题，但在当时是一个了不起的创见。学界由此产生出“释古派”的说法，以与顾颉刚先生的“疑古派”相拮抗。

除了历史学科的学术创新之外，中国考古学也一向非常重视历史学的研究。夏鼐就曾指出，考古学和历史学“同是以恢复人类历史的本来面目为目标，是历史科学 （广义历史学）的两个主要的组成部分，犹如车子的两轮，飞鸟的两翼，不可偏废”。比如，《史记》对项羽火烧阿房宫言之凿凿，几成信史。《阿房宫赋》中的名句“六王毕，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楚人一炬，可怜焦土”传唱千年，成为一代代国人心目中的经典。可是，考古工作者对阿房宫前殿大面积的勘探（超过20万平方米）和解剖式的发掘（超过1000平方米），却完全没有发现火烧过的痕迹。这与曾遭兵火的咸阳宫遗址形成鲜明对比。在事实面前，考古工作者得出了阿房宫并未最终建成的结论。而项羽焚烧之说，只能是无稽之谈。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传承至今的文献资料均由士大夫知识分子书写，他们的出身以及修史的目的决定了他们关注的多是政治史、制度史、沿革史，所谓“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之说虽夸张，但也有一定道理。而考古发现的遗迹和遗物则包罗万象，从城址、宫殿、帝王陵寝这类大型的遗迹，到画像石、墓室壁画这类图像资料，再到琳琅满目各种材质（铜、玉、金、石、陶、瓷等）的随葬物品，都是历朝历代广大人民群众所创造的物质历史。对这些遗迹和遗物的考古研究，大大丰富了关于各时期宫室制度、礼仪制度、丧葬制度、工官制度，以及制作工艺、审美风尚等的认识。这样一来，考古材料与文献材料之间、考古解释与历史解释之间的关系就从强调性质相同的一致性互补，转变为强调性质相异的多样性互动。考古学与历史学之间、考古学不同断代之间也不再因文献丰富程度之别而有彼此轻重之分。这种观念的转变，正是考古学与历史学整合的应有之义。同时，考古学主动参与历史学的解释，拓展了历史研究的角度，丰富了我们对历史的认识，活化了历史的多样性面貌。

（三）考古学研究的开放性，合塑出开放包容的中国国家形象

有学者将中国国家形象的“自塑”分为两个向度：中国未来形象的“自塑”和中国现实形象的“自塑”。无论是哪个向度，都是对西方国家和媒体对中国形象“他塑”结果的一种重构，也是建立对外话语权的一种努力。1949年以来，中华民族历代祖先创造的光彩夺目的物质文化成果在一代代考古人手中“重见天日”。通过各种手段及时向世界传播这些发现，让世界人民更多地认识和了解中国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合塑出新的中国形象。

学术研究是开放、包容的，中国现代考古学建立伊始，就一直与国外的学术机构交流合作。早年许多重要成果的发现，离不开外国学者的帮助。改革开放以来，中外考古学术交流日益活跃，成绩斐然。一方面国外先进的学术理论和研究方法持续引进和吸收，提高中国考古学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另一方面，合作方在国外联合发表研究成果，更容易向国际传播。通过这种合塑方式，国际受众心目中刻板的中国形象逐步得到改善进而扭转。如山东大学自1995年开始与美国芝加哥菲尔德自然历史博物馆、耶鲁大学合作，联合开展鲁东南沿海地区的区域系统调查工作，迄今已经坚持三十年时间，调查面积超过3800平方千米，是世界上区域系统调查覆盖面积最大、应用方法最多样、科技含量最高的考古实践，开启中国聚落考古研究新范式，代表中华文明形成研究最前沿，是中国考古学系统调查方法和研究体系的一次成功创新。中外学者通力合作，将调查和研究成果以中、英文形式分别发表，在国际学术界引起强烈反响。

除了“请进来”之外，中国考古学也“走出去”，不仅研究中国文明，也研究世界文明，增进文明互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洪都拉斯人类学与历史研究所自2015年起联合开展科潘遗址的考古调查与发掘，就是一次中国考古学国际化的成功实践。据不完全统计，“十四五”期间，中国考古工作者的足迹遍布欧、美、非、亚各大洲的25个国家和地区，我国有26家考古机构、高校与国外43家机构建立了合作关系，开展中外联合考古项目35项。　

三、考古学在国家形象塑造中的应用路径

国家形象的可塑性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国家形象的塑造主体可以根据国家形象定位进行全面的国家形象塑造。另一方面，国家形象的感受主体会根据自身的文化传统、价值判断、意识形态等来形成国家形象。因此，新时代的考古学可以通过多种路径来影响和塑造受众心中的国家形象。

（一）构建中国考古学三大体系，在国际学术界发出中国声音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明确要求，“以我国实际为研究起点，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中国现代考古学经过了一百多年的发展，不断壮大，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在国际考古学界的影响力和话语权日益提升。

中国考古学因其研究对象的广泛性、连续性，在理论和方法上也具有相当的特殊性。其一，马克思主义具有科学性和真理性，以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考古学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实践方向之一，坚持考古学理论与实践的中国化方向，是中国考古学的基本特色。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以新时代以来的田野考古发现为对象，总结、研究历史的阶段性，完善对中国历史发展脉络的新认识，构建起中国考古学自主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其二，中国拥有世界上数量最为庞大的古代文献，为考古研究提供了难得的历史学基础，因此自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之日起，就具有强烈的古典主义和历史主义倾向。随着中国考古学学科的发展，理论探索的进步，考古学要走出“证经补史”的桎梏，用考古学的研究成果书写中国历史的辉煌篇章，为三大体系的建设贡献力量。其三，广袤黄土所形成的独特埋藏环境，保存下来大量祖先创造的遗迹和遗物，针对这些遗存所发明的考古调查、发掘、提取、保护等一系列的理论、方法、技术，既是中国考古学研究的特色，也是中国考古学构建三大体系的有力支撑。

中国考古学研究的成果，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的考古学三大体系，为中华文明的继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和繁荣提供了理论支撑，让我们的文化自信找到了根基。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世代延续至今的文明，中国是世界上唯一数千年保持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华文明曾对世界各国的文明产生重大影响。这些重要的理论研究成果赋能中国国家形象的建构，为我们的文化强国建设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二）充分发挥考古学学科交叉融合的特性，丰富中国国家形象

考古学具有交叉学科属性，在进一步的学科融合过程中，与计算机、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高科技领域交叉合作，拓展了考古学的研究视野，提升了考古学的研究能力，增强了考古学发掘信息的获取与存储的水平，充分发挥了考古学在塑造国家形象上的优势。

遥感技术、卫星定位技术、物理探测技术的不断发展，不仅解决了考古发掘过程中“我们在哪儿”的困惑，还为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提供了新的线索。三维扫描技术的不断发展，为考古发掘现场信息的获取提供了新的手段，也为考古资料的后期整理与研究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还为后续考古学成果的利用奠定了基础。随着AR技术、数字孪生技术等的不断发展，考古队员在现场进行发掘，后方专家甚至是普通群众，都可以通过网络实时参与发掘工作。专家们可以远程提供技术指导，随时解决一线的发掘、提取、保护等技术难题。非专业群众在线上体验，亲身感受到考古发掘的独特魅力。三星堆遗址考古成果的多渠道、多方式传播，在利用新技术、顺应新潮流、扩大影响力方面作出了表率。运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处理、分析、研究历年来考古发现与研究产生的海量考古数据，可以得出新的研究成果，做到考古成果的再利用，为考古研究和历史解释提供新的视角。例如，由于历史的原因，现存绝大多数的甲骨都是不完整的，通过人工方法进行缀合与拼对是研究的基础。但面对数以万计且分藏世界各地的甲骨，这样的工作是相当低效的。近年运用人工智能方法对甲骨进行拼合的尝试取得了一定成效；机器辅助甲骨文识别的实验，已经从特征提取识别进步到利用深度学习辅助甲骨文字识别，并且达到了90%以上的正确率。

考古学科与其他学科的交叉，形成了科技考古的诸多研究方向，产生了许多新的学术成果。与此同时，考古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关系值得特别注意。换言之，科技考古学是研究的手段和方法，其目的是阐释考古学的问题，揭示遗迹和遗物承载的历史学信息。当前科技考古学研究中存在着这样的倾向，即从遗迹或遗物中提取部分样品，使用仪器设备进行检测，得出多组数据，然后套用一些程式化的解释模板形成结论；至于这些结论能否解决考古学的问题，取样过程是否规范，实验目标是否科学，都无从谈起，导致发生传统考古与科技考古“两层皮”的弊端。因此，一定要努力克服这类弊病，科学规划研究目标，合理设计实验方案，利用获取的科学信息和数据，有效阐释考古学的问题，才能帮助考古学者和社会大众从更为宽广的知识领域，去理解和认识考古学所涉及的历史问题，回归考古学的历史属性，并在更高层次上重建中国古代历史，丰富中国的国家形象。

（三）以文明互鉴推动中国考古国际化，助力国家形象传播

中国国家形象的跨文化传播是一个由内而外的意识和行动的改变过程，应该以传播意识取代宣传意识，以主体性的觉醒取代自我的“他者化”，以对话意识取代主客意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要从文明互鉴与交流的高度，摒弃传统思路与方法，采取多样化方式，整合各方面力量，推动中国考古国际化，展现中华文化的多样性，提升中华文化的吸引力和辐射力。应当从文化外交的高度，构建一个跨部门、跨行业、跨学科的协调工作机制，统筹布局，持续发出中国声音，展示中国形象，共同完成中国国家形象的塑造与传播。

从历史经验和国际现状来看，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开展涉外考古是对外援助、对外交往、文明互鉴的一种有效手段，也是大国文化传播的重要途径。欧美发达国家的许多知名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都是站在全球的视角进行研究，他们的考古学发掘和研究对象遍及世界各大洲的古老文明。中国考古学可以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持续加强中外文化交流的考古学研究，秉持文明交流互鉴理念，通过考古发现和考古研究展现不同文明之间交往、交流与交融的宏大历史图景。《“十四五”考古工作专项规划》提出，到2035年要使中国考古成为国际文化遗产保护的一支重要力量。这也要求涉外考古工作的范围进一步扩大，通过中国考古学者对境外遗址的发掘和研究，补充、丰富、完善“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考古学，使之成为世界考古学学科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提高中国考古学在国际学术界的影响力和话语权，在国际学术界构建中国新的形象。

通过文物对外展览的方式，让代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出土文物“走出去”，有助于国际受众感知和认识一个自古以来就多元、包容、开放、统一的中国。考古成果的主要载体是地下出土的各类文物，它们承载着中华民族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历史文化。文物的制作工艺、装饰纹样，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中华大地先民的技术水平和审美风尚。20世纪70年代初，在中国与西方世界还存在着相当隔阂的时候，为了增进国际社会特别是西方国家对中国的了解，我国筹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土文物展览”。从1973—1978年，该展先后在法、日、英、美等16个国家和地区展出，所到之处无不引起轰动，观众人数累计达到654.3万人次。成功的对外文物展览呈现了一个多元的、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文明古国的正面形象。可见，对外展览有助于向世界推介中国优秀的历史文化，展示中华民族积极向上的精神。应当让文物与文化遗产继续成为文明互鉴、文化交流的使者，让国际社会正确地了解中国人的文化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端正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认识，进而有助于我国树立起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国际形象。

结语

中国考古学已经取得了世界性成就，考古发现与研究的成果揭示了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绵延不绝的文化脉络、辉煌灿烂的物质文化成果以及对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塑造出历史悠久、富强文明、开放包容的中国形象。这些成果坚定了我们的文化自信，更有助于增强不同文明之间的互鉴与理解。

新时代进一步发挥考古学在国家形象塑造方面的作用，要继续开展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考古中国”为代表的国家级考古项目，通过对典型遗址的发掘，运用多学科研究手段，更好阐释考古发现背后的人文底蕴和历史图景，为中华文明悠久历史的构建、中国开放包容国家形象的塑造提供更多素材。还要通过系统研究，总结成功经验，创新考古学理论，丰富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考古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把中国文明研究纳入世界文明形成、演进与交流、对话、融合的时代洪流之中，努力成为人类文明持续发展过程中具有建设性的一元。与此同时，我们要从文明交流与互鉴的高度出发，构建高层次协调机制，形成合力，持续发挥考古学综合交叉的学科特色，整合各相关学科的力量，破解当前文化交流合作模式单一化的难题，通过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学术交流与合作、博物馆展览、数字化驱动等方式和手段，转换叙事模式，多元、多角度共同塑造崭新的中国国家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