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欧勤工俭学是周恩来确立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关键时期。在考察欧洲社会的同时，他秉持反求诸己的态度，审思中国现状，以探求中国出路。周恩来之所以能在这一阶段确立共产主义理想，主要出于两个促成因素：一是通过考察欧洲社会，认识到了工人阶级联合起来的强大力量；二是通过对各种社会思潮的推求比较，领悟到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在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后，周恩来积极投入党的创建活动，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赴欧前，周恩来与天津《益世报》商定，作为该报的驻欧记者，为其撰写海外通信。这些通信真实传递了当时欧洲社会的状况，承载了周恩来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思想历程，成为揭示周恩来早期思想轨迹的珍贵文献。

　　研究周恩来旅欧期间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确立，必须首先厘清其赴欧前的思想状况、知识储备以及对欧洲的初步认知。这一时期的思想认识，为其欧洲之行提供了基本的认知框架、问题意识和探索动力。

　　（一）马克思主义观的萌芽。周恩来早期革命思想的萌芽，与其在南开学校的系统学习和人格塑造密切相关。南开学校严谨的学风和爱国主义的熏陶，使其革命思想已有发轫。然而，此时他的思想尚未定型，还没有经过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系统改造，仍处于对不同改造社会思潮的广泛探索期。

　　1917年9月，周恩来东渡日本留学。这成为其思想史上的第一个“重大转折点”。在日本，周恩来得以广泛接触社会思潮，初步阅读了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和书籍。尤为关键的是，他系统阅读了此前有所忽视的《新青年》杂志。这对周恩来的思想转变有很大帮助。按他自己的评价说，《新青年》杂志将“从前的一切谬见打退了好多”。

　　1918年2月15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晨起读《新青年》，晚归复读之，对其中所持排孔、独身、文学革命诸主义极端的赞成。”秉笔直书的日记足以说明《新青年》杂志对周恩来产生的影响。此外，日本思想界对马克思主义的引介，如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神髓》以及河上肇创办的《社会问题研究》，都为他打开了新的理论视野。尽管这些早期接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仍停留在比较粗浅的水平，但无疑为其后续的深入探索埋下了伏笔。他回国以后积极参加五四运动，并开始用马克思主义思考中国现象就是最有力的证据。更重要的是，置身日本使周恩来直观地感受到中国与世界的巨大差距，强烈地冲击了他的民族观。

　　1918年2月19日，周恩来在日记中记述：“中国人喜欢闭着眼睛说话，也不看看世界的大势，观察进化的潮流，就瞎编派事情。”可以看出，周恩来渴望在了解世界的进程中，找到改造中国的具体方案。这也为他赴欧勤工俭学埋下了理想的种子。

　（二）五四运动的锤炼。1919年4月五四运动前夕，周恩来由日本回国后，旋即投身学生运动中。为反对南开学校聘请曹汝霖等人为校董这种“自绝于社会”的做法，周恩来“天天到南开去”奔走呼号。为扩大五四运动的声势，周恩来创办《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在创刊号上发表《革心、革新》社论，这体现了他改造社会与革新思想的决心，被视为其思想演进的里程碑之一。这段办报经历为他后期从事革命宣传活动奠定了基础。1919年9月，周恩来与邓颖超等人创办觉悟社，进一步系统“研究新思潮”。这一实践推动周恩来开始在各种改造社会的方案中进行反复比较，加速了其思想的转变。正如后来他在与美国记者李勃曼的谈话中所言：“这个时期，我的思想已从赞成革命而走向社会主义。”

　　1920年1月，在直隶请愿斗争中被捕的狱中经历，使周恩来的思想受到极大震动。诚如他自己所言：“思想是颤动于狱中。”正是这段狱中生活使周恩来了解到世界思潮的动向，产生了考察欧洲社会的想法。在狱中，被抓捕的代表们“议定每星期一、三、五开演讲会，由难友们分别介绍世界新思潮”。这些场景成为周恩来认识欧洲社会的重要来源。周恩来在狱中也多次演讲马克思学说和唯物史观。这说明此时周恩来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又有增多，已经开始了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实践。6月8日，周恩来在给即将赴欧勤工俭学的李愚如所写的信中提及：“三月后，马赛海岸，巴黎郊外，我或者能把你看。”这清晰地表明，周恩来赴欧勤工俭学的计划已在狱中生活中确立下来。

　　（三）欧洲想象的构成。赴欧之行，不仅需要理想，也需要现实支撑。周恩来旅欧得到了南开学校创办人严修的鼓励、推荐与资助。后来，在接受斯诺的访谈中，周恩来也明确说明旅欧接受了严修的帮助。此外，周恩来与天津《益世报》达成协议，作为该报驻欧记者，为其撰写海外通信。这一身份至关重要。其远不止是解决“盘缠”的经济手段，更直接预设了周恩来在欧洲的角色，即他不仅仅是一位普通的求学者，更是一名肩负着向国内传递信息、分析时局责任的职业观察者和评论者。这一身份要求他必须主动、系统地考察欧洲社会，并进行批判性思考。此时，周恩来赴欧勤工俭学的时机已然成熟。从周恩来后期的革命实践看，也正是凭借这两个方面的生活来源，周恩来在华法教育会停止资助勤工俭学学生后，仍能够保持生活以开展社会调查。

　　需要说明的是，在赴欧前，周恩来对欧洲国家与社会的认识主要基于三个来源：一是在天津生活期间，他通过观察在华欧洲人及其文化，直观了解相关信息。天津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开埠，西方文化随之传入。自1913年2月起，周恩来便在此生活，所处环境必然影响其认识世界的角度。二是在南开求学期间，他通过英文学习接触西方著作，进而初步认识欧洲社会。该校教育模式较为先进，要求学生自三年级起便要阅读英文原著。1915年秋，周恩来在作文中提道：“司密氏届欧洲食少民众之世，英伦穷困之日，欲求补救之方，则舍谋利不为功。”这说明他已通过阅读西方作品，对欧洲社会形成了一定认识。此外，语言的学习不仅为周恩来认识欧洲社会打开了窗口，更为其日后赴欧求学减少了文化障碍。三是在日本留学期间，他通过书刊间接获取关于欧洲社会的信息。基于此可知，周恩来在赴欧前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欧洲及其历史已有所了解。

　　通过这些渠道，周恩来形成了对欧洲“物质文明发达甚盛”的初步印象，认为“泰东西的文化比较我们的文化可以说新的太多”。然而，这种认识还较为笼统，周恩来对欧洲社会深层次的矛盾与危机尚缺乏认知。正是这种“知”与“未知”间的张力，以及为中国寻找“真主义”和“真方案”的迫切心情，共同构成了周恩来远赴重洋去亲身求解的强大动力。

1920年11月，周恩来带着“唯在求实学以谋自立，虔心考查以求了解彼邦社会真相暨解决诸道，而思所以应用之于吾民族间者”的宏愿启程赴欧，历时一月余方告抵达。直到1924年7月奉调回国，周恩来在欧洲度过近四年时间。在这段时间内，周恩来以敏锐的观察力，展开了广泛深入的社会调查，并记录在为《益世报》撰写的海外通信中。这些通信稿兼具时效性、纪实性与思想性，不仅展现了欧洲社会的实况，成为当时国人了解欧洲社会现实的重要窗口，而且系统反映了周恩来旅欧期间的问题关切及其思想所经历的剧烈激荡。这一过程体现出“双重批判”视角：既对欧洲资本主义制度和帝国主义殖民体系进行揭露，也对当时流行的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进行辨析。

　　（一）从经济表象到阶级本质：剖析英国煤矿工人大罢工。1921年1月，怀着对被称为“世界之缩影”的伦敦的认知，周恩来来到英国，以期在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国家，探寻出一条适合中国发展的道路。周恩来对欧洲的第一印象，与其出发前的想象形成了巨大反差。他在首篇通信《欧战后之欧洲危机》中提到，欧洲呈现的不是繁荣，而是“显著之不安”的现实，具体表现为“生产力之缺乏，经济界之恐慌，生活之窘困”。欧洲社会的凋敝现状强烈冲击了周恩来对欧洲的原有认识，这成为他剖析欧洲社会问题的动力之一。他进一步指出：“欧洲今日之危机在物质，换言之，即经济上的面包问题也。”这种从经济角度切入分析社会问题的方法，标志着他思想方法的马克思主义转向，可以说是他感知欧洲社会的重要一步。不过，由于初涉欧洲社会不久，周恩来此时还没有意识到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的问题才是欧洲社会危机的根源。

　　真正使周恩来对资本主义的认识产生质的飞跃的是他对1921年英国煤矿工人大罢工的详细考察。英国煤矿工人罢工在世界工人运动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这次工人罢工给周恩来带来了一次思想的洗礼，使他感受到工人的力量。对此，周恩来连续撰写了一系列通信，详实记录了英国煤矿工人罢工的前因后果、斗争过程、波折影响、谈判细节、最终结果。他不仅深切同情矿工们“失业”“减薪”的悲惨生活，更以犀利的笔触揭露了资产阶级政府和矿主相互勾结、欺骗工人的行径。

　　英国工人运动的发达，不可避免地使周恩来联想到当时中国的工人阶级斗争状况。通过将英国矿工有组织的斗争与中国工人阶级尚不成熟的状况相比较，周恩来痛感“其（欧洲）工人组织之完备，与夫自谋协力之热心，在我国今日都未曾梦见”，并发出“已足愧吾等组织无能力之民族矣，已足愧吾等无组织能力之民族矣”的感叹。他认为“产业不兴，教育不振”是当时中国的“最大之患”。产业不兴直接导致工人阶级数量较少且发育不完善，进而又造成工人组织不健全。周恩来通过对比发现，英国资产阶级对本国工人有所忌惮，而在其掌控的唐山煤矿中对待工人的态度却截然不同，其原因在于“劳动界有组织与无组织之分也”。这也凸显出中国工人阶级组织不完善的弊端。显然，随着对欧洲情况的了解，周恩来已经认识到工人组织的重要性，说明其思想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二）从关注群体到强调民族：聚焦勤工俭学学生斗争的重点。作为勤工俭学队伍中的一员，周恩来不仅亲历了华法教育会断绝资助后学生们“求生不易，勤工无力”的困境，更以“纯立客观地位，据实直书”的态度，通过《留法勤工俭学生之大波澜》《勤工俭学生在法最后之运命》等通信，系统记录了勤工俭学学生的斗争历程。周恩来对勤工俭学学生斗争的关注可分为两个阶段。他对学生斗争的观察与分析，体现了一名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从关注群体利益到强调民族发展的深刻思考，也为后来旅欧党团组织的创建奠定了实践基础。

　　第一阶段是关注“二·二八”运动。资助的丧失给大部分勤工俭学学生的生活带来了极大冲击。很多学生不仅面临着失学风险，更是面临着生活无法保证的困难。1921年2月28日，为抗议华法教育会同勤工俭学学生脱离经济关系，400余名勤工俭学学生在蔡和森等领导下赴巴黎中国驻法使馆请愿，遭到法国警察的驱散镇压。对此，周恩来一方面对他们的处境深表同情，一方面也对他们的斗争方法提出了一些善意的批评。这次斗争尽管以失败告终，却让勤工俭学学生意识到联合起来的重要性。

　　第二阶段是反对中法大借款及其后续。1921年6月，北洋政府秘密与法国商谈借款，以烟酒税和印花税为担保、以购买修路材料为条件。勤工俭学学生闻此消息，义愤填膺，强烈抗议。对此，周恩来先后写了《旅法华人拒绝借款之运动》《中法借款之又一黑幕》《中法大借款竟实行签字矣》《中法大借款案之近讯》等通信，揭露北洋政府借款实质“是直一分赃之借款也”，强调“担保品之重，又关系全国命脉”。并且，周恩来从中也意识到讲求斗争手段的重要性，指出“斗争是复杂的”，“斗争要讲究策略，要做两手准备”。

　　周恩来认为上述两个阶段的斗争，虽均为对付官僚，但性质则大异：“一为生活问题；一为国家问题也”。这说明，勤工俭学学生将自身的生活与国家的前途命运开始结合在一起。这种从群体的经济斗争上升到反帝反军阀的政治斗争的实践体验，使他深刻认识到“联合起来”的重要性以及讲究斗争策略的必要性。显然，这为旅欧党团组织的建立提供了思想基础和组织准备。

　　（三）从聚焦现象到揭露实质：驳斥资本主义制度。1921年2月，鉴于爱丁堡大学当年10月开学且英国生活费用高昂的现实，周恩来转而去了勤工俭学学生相对集中的法国。在法国期间，周恩来除了关注欧洲政治局势，还对欧洲国家对中国的态度进行了考察。从这时起，他已经开始用马克思主义的逻辑与思维思考中国问题了。

　　一方面，考察政治当局化解欧洲危机之法。周恩来对欧洲社会进行了全面深入的考察，涉及欧洲国家的政局走势、经济状况及社会危机等多方面。可以说，正是有了对欧洲社会发展的细致考察，才有了他逐步转向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结果。1921年4月，周恩来在《一周间西欧政象之撮要》中指出：“政治当局欲求脱离此种不安状态，唯一救济方法，厥在求经济上之富裕，振兴产业，开辟商场，又非资本增加不足以言功。”英法两国将资本积累的目光聚焦在德国战争赔款上，这加剧了德国工人阶级的困难程度。为此，周恩来就德国战后赔偿问题写了数篇通信，介绍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分析其加剧阶级矛盾的本质。这一过程也深刻影响了周恩来对国际关系的理解，并为其日后卓越的外交实践奠定了基础。1922年1月，周恩来在《一九二二年开幕后之欧洲》中进一步总结道：“欧事之要点在经济，其解决之重心则在英法。”然而，英法两国互相掣肘，在彼此牵制中影响了相当的发展，未能有效运用战争赔款纾解民困，反而在政治损耗中加剧了社会矛盾。再加上，英国矿工罢工中，资产阶级政府与矿主沆瀣一气、上下其手对付矿工等现象，使得周恩来彻底看清了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无法调和的矛盾，得出了依靠现有欧洲当局无法从根本上改善人民生活的结论，揭露了资产阶级以利益为本的虚伪性和欺骗性。他指出欧洲社会存在的问题有二，即“面包问题耳，阶级问题耳”，二者实则均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引起的。诚如周恩来所言：“资本家无往而不为利，欲罢工事之妥协难矣。”资本家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必然会无情压榨无产阶级，不可能将工人创造出的剩余价值返还给工人。自然，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资产阶级政府不可能维护工人阶级的利益。

　　另一方面，关注华盛顿会议对中国的态度。周恩来在勤工俭学期间，一直用欧洲的社会现实对照中国的社会现象。基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现实，他密切关注着西方国家关于中国的态度。周恩来对华盛顿会议上英、美、日、法等国提出的“门户开放”“利益均沾”等原则保持高度警觉，清醒地认识到这是以共管为名义，行帝国主义侵蚀中国之实，是对中国主权的严重践踏。1924年2月1日，他在《列强共管中国的步骤》中疾呼：“亲爱的国人！尚想酣睡到几时啊？”这体现出周恩来对中国命运的深刻关切。在具体斗争过程中，他反复强调列强共管中国的实质。当国际共管中国铁路的消息传到法国后，旅法各团体“气愤填胸，痛恨不已”。团结起来，反抗侵略成为必然选择。周恩来在给旅法各团体联合会起草的《敬告国人书》中指出，这一事件“决不是外交上一隅的事件，而是列强侵略中国的国际行动”。并且，他洞察到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步骤是步步深入、不断蚕食。这一判断促使他坚信，唯有实现民族独立，才能化解民族危机。

　　在欧洲现场的观察与批判，为周恩来进行理论比较与抉择提供了坚实的实践基础。他切身体察到欧洲社会存在的问题，并由此及彼地对中国社会现实展开深刻反思，且在勤工俭学学生斗争中认识到斗争的方式与手段问题。1923年4月6日，周恩来在给邓颖超的信中说：“资本主义一天不打倒，他的最后保证者帝国主义的混战永不会消灭。”这是他信仰马克思主义、选择社会主义的宣言。周恩来对资产阶级态度的转变使他成为一名彻底的无产阶级战士。

　　毫无疑问，周恩来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是在各种社会思潮的反复推求中完成的。当时欧洲社会各种思潮繁杂、主义纵横。比较而言，有些社会思潮在中国国内同样泛滥，特别是无政府主义等社会思潮。周恩来所反对的“主义”主要有：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国家主义等。

　　在考察英国社会变化的基础上，周恩来认清了基尔特社会主义的本质，并得出结论：“英国的Guild Socialism（基尔特社会主义）近已见衰”。他认识到，基尔特社会主义在不动摇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提下，渐进改革以保障工人的利益是不可能实现的。这与资本的贪婪性与逐利性背道而驰。英国煤矿工人罢工失败就是显著例证。同时，周恩来也对费边社会主义有了清晰的认识。他坚信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与社会环境下，不动摇资本主义制度而通过渐进改革实现社会主义的目标是完全的空想。

　　与此同时，对中国产生较大影响的是无政府主义。早在创办觉悟社时，周恩来就对无政府主义作过初步探索。在详细考察欧洲社会中的无政府主义后，他得出结论：“A.ism（无政府主义）的自由作用太无限制，处在这样旧势力盘据的社会里，而要解放一切强迫，解放一切束缚，所以便容易流为空谈了。”面对旅欧勤工俭学学生中无政府主义一度泛滥的局面，周恩来同其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比如，陈延年与陈乔年起初是无政府主义者，经过周恩来等一番工作，二人放弃了无政府主义，转向共产主义。到1923年末，反对无政府主义派的斗争取得了决定性胜利。

　　关于周恩来确立共产主义世界观的时间，学界已由莫衷一是走向一致了，即1921年10月（或秋后）。学者们普遍引用周恩来自己的说法作以论证。1922年3月，周恩来在写给天津觉悟社社员谌小岑、李毅韬的信中提道：“觉悟社的信条自然是不够用，欠明了，但老实说来，用一个Communism也就够了。”同样是在这封信中，周恩来谈及自己初涉欧洲对各种主义推求比较的过程，强调说：“直迟到去年秋后才定妥了我的目标。”同年8月，周恩来在为《少年》撰写的《共产主义与中国》一文中说，共产主义“在今日全世界上已成为无产阶级全体的救时良方”。显然，周恩来选择了共产主义。

　　此外，初旅欧洲时，周恩来对英国式“渐进的改革”与俄国式“暴动的革命”还处在比较之中。经过对英国矿工罢工的详细考察，他得出结论：“社会革命潮流东向，吾国又何能免？”直到在法国，他正式确立了共产主义的信仰，便指出：“革命是无疑而且确定了！”结合中国情况，他认为解决中国问题“唯一的出路，便是革命”，而革命需要以工人阶级为基础。因此，他毅然决然走上了创建党组织的道路。至于如何革命，周恩来提出：“停止中国内争，实为今日之必须。”除此以外，周恩来还特别重视从世界无产阶级运动的角度审视中国革命问题。1924年2月15日，周恩来在《革命救国论》中说：“全世界被压迫阶级实有联合的必要和可能，且世界革命的伟大工作，也正要在这个联合中期待实现。”同年，他在《赤光》上发文，确信：“不久全中国的工人、农民、商人、学生均将会冲上前锋来做弄潮人。”

　　周恩来赴欧勤工俭学期间，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并立志为之奋斗终身。一个鲜明特征是其理论探索与革命组织建设实践的高度统一。马克思主义信仰对周恩来而言，从来就不是书斋里的学问，而是立即付诸行动的指南。

　　在思想上明确马克思主义信仰后，周恩来直接且迅速地将其外化为组织实践，逐渐走向职业革命家的道路。1921年，周恩来经张申府介绍入党。1922年6月，周恩来出席旅欧共产主义青年组织成立大会。10月，他参加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召开的会议。1923年2月，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改名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周恩来担任执行委员会书记。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散落在欧洲各地勤工俭学学生中的先进分子被有效地组织起来，为此后完善党的组织体系、扩大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奠定了坚实基础。在异国他乡的艰难环境中，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坚持斗争，吸引了一大批勤工俭学留学生，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发展，培养了包括蔡和森、赵世炎、李维汉在内的骨干。他们之中还有不少人既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也为建设新中国贡献了力量，比如邓小平、李富春等人。

　　周恩来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党史中的领袖人物、重要人物。他个人的思想历程是研究党的创建与发展的宝贵财富，他对各种社会思潮的推求比较对于当前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真理性具有重要启示。学界对周恩来早期思想确立的研究应持续深化，以还原周恩来等革命领袖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实践为依托，为诠释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提供更为丰富的学术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