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在地方工作时高度重视调查研究，身体力行、率先垂范，堪称干部调查研究的典范。他说：“当县委书记要走遍全县各村，当地市委书记要走遍各乡镇，当省委书记要走遍各县市区。我履行了这一条。”在正定，习近平骑自行车跑遍正定25个公社、220多个大队；在宁德，到任3个月就走遍9个县，后来又跑遍124个乡镇中的123个；在浙江，用一年多时间遍访90个县市区；在上海，仅7个月走遍全市19个区县。坚持以调研开路破局，靠调研决策落实，既要身入更要心入，调查与研究并重，是习近平在地方工作期间调查研究的重要经验。梳理这一时期习近平调查研究历程，总结其经验做法，对新时代新征程地方各级领导干部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一、梁家河、正定工作期间的调查研究

　　1969年初，不满16岁的习近平来到延安梁家河大队，开始了七年插队生活。他吃苦耐劳、勤奋好学，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1974年1月，群众将他推选为大队党支部书记。他说：“陕北高原是我的根，因为这里培养出了我不变的信念：要为人民做实事！”1975年，习近平赴清华大学学习深造，毕业后在北京工作。1982年，他主动提出调离北京，到河北正定工作，先后担任县委副书记、书记。习近平继承大兴调查研究的优良传统，在实际工作中坚持调研先行，以大量卓有成效的调研为基础，不断为民办实事。

（一）调研打水井、办沼气，解决农村缺水缺柴火问题

　　陕北干旱少雨，林木稀疏，梁家河群众缺水、缺柴现象突出。习近平了解到这里以前曾有泉眼往外渗水，但具体位置不详。他在详细调查后终于找到泉眼所在地，随后调集基建队打井。这口井水质好、出水量大，解决了当地群众吃水、浇地难题。

　　1974年初，习近平看到《人民日报》刊登四川推广沼气的报道，希望办沼气解决群众做饭柴火不够、夜晚点灯难的问题。他敢想敢干，带人到四川调研，请回沼气技术员做专门指导，带领村民打下陕西第一口沼气井，打破了“沼气不过秦岭”的旧观念。同年12月，习近平作为“延安地区沼气学习团”成员再赴四川考察40余天，足迹遍布绵阳、广元等5个地区17个县。途中，他还考察了烤烟种植、柴油机改造等项目。学习团考察记录随后汇编为延川县大办沼气培训材料。至1975年8月，梁家河共建成34口沼气井，解决了43户社员的缺柴问题。习近平受邀在陕西省沼气利用推广现场会上作题为《沼气要大办，政策要落实》的经验介绍，还被评为县、地区先进知青和学大寨典型。

（二）调研打坝造田、各户余粮，解决种粮分粮难题

　　由于山壑地形特殊，梁家河水土流失严重，良田稀少。在山沟里建淤地坝，是陕北群众增加良田、提高雨水利用率的主要方法。为解决良田不足、广种薄收的问题，习近平提议在村里的沟口打坝造良田，但在山洪强度高的沟口打坝造田存有争议。针对村民们最担心的泄洪沟问题，习近平找水利部门技术人员到现场勘察，决定按照百年一遇的泄洪量制定施工标准。他带领群众打淤地坝造的田，成为梁家河最平整、最便于灌溉的稳定高产田。

　　习近平刚担任大队党支部书记不久，上级分派给梁家河一批救济粮。因粮食短缺，大家都说自家困难，想多分点。为解决这一难题，习近平连夜深入各户，了解每家存粮情况，当众记录在册。从当晚十点多调查到凌晨五点，第一时间摸清情况，用最公正的方式解决了分粮难题，获得群众认可。他说，插队最大的收获是，“让我懂得了什么叫做实际，什么叫实事求是，什么叫群众”。

（三）开展县情调研，推动正定农业、人才及经济发展

　　1982年3月，习近平担任正定县委副书记。他将调研首站定在全县首个粮食亩产过千斤的三角村。调研前，习近平听闻正定经济条件较好，但调研后发现正定其实是个“高产穷县”，全县每年上交粮食征购7100万斤，每亩负担200多斤，征购过重导致农民在高产情况下却吃不饱。他和县委如实向上级反映情况后，国务院与河北省委、石家庄地委深入正定摸底，将粮食征购任务核减到5100万斤。习近平在后续调研中发现，生产队社员们“混工分”是常态，生产责任制改革势在必行，但在河北省委和石家庄地委尚未部署的情况下搞“大包干”，要冒“枪打出头鸟”的风险。同年4月，习近平召集县委干部召开“闭门会”，派人赴安徽小岗村考察，草拟试点方案。经多次调研、反复斟酌、公社试点，正定当年全面推行“大包干”，在河北省开创先河。为提高农民经济效益，县委提出种植多种经济作物，但全县人多地少。经过调研，习近平发现正定约有15.5万亩河滩地可开发利用，这相当于全县耕地面积的1/3。当年11月，他提出“开发两河滩，加快林果基地建设”的倡议，激发了群众开发河滩地的积极性。

　　在正定主管人才工作期间，习近平力求“念活人才经”。为了解人才储备情况，他组织拉网式统计全县中专以上人才数量，逐人登记造册。1983年3月，习近平与河北日报记者探讨引才政策后，制定《树立新时期的用人观点，广招贤才的九条措施》（即“人才九条”），提出建立“人才楼”“人才账”，成立人才技术开发公司。他还提出每半年召开一次知识分子“诉苦会”，帮助人才解难。同年4月，习近平调研县二轻机械厂等5个厂后，感叹人才难得。随后，他确立内用、外招、上请、下挖、近补、远育“十二字真经”。经过努力，正定共聘用80名知识青年为合同干部，帮助7名科技人员转正，对外引才680多名；对内组织2106人参加文化补习，6600多人参加农机、外语等短训班。社会团体和私人办学发展至71所，在校学生2000余人，毕业生达13000多人，还选送了20名农村青年到西北大学深造。

（四）聚焦经济领域调研，确定正定“半城郊型”经济发展之路

　　1983年7月，担任县委书记的习近平开始整体思考正定经济发展。他先是邀请专家指导，聘请于光远等55名专家组成正定经济顾问团；此外，组织调研摸底，组建11个专题组，用3个月时间调研全县商品经济现状和前景，随后又到正定国营企业调研。他边看边问边思考，摸清了企业存在的问题是缺少人才和信息，经济落后的根源是商品经济不发达。他还两次到经济发展较快的石家庄郊区谈固参观，学习“城郊型”经济发展经验；组织人员到石家庄和蠡县考察商品生产。经过调研，习近平认识到正定毗邻省会石家庄，却只顾发展农业，没有对接城市需求，因而提出发挥郊区优势，利用劳力等优势叩开城市市场大门，发展“半城郊型”经济。1984年2月，习近平在县委工作会议上指出：“总结几年来的实践，参考外地经验，县委经过反复讨论、认真研究后认为，我县适宜走‘半城郊型’经济的发展路子。”4月，正定出台《从实际出发，积极探索有正定特色的“半城郊型”经济发展道路方案》。

　　为落实“半城郊型”经济发展方案，习近平于当年5月带队赴江苏考察乡镇企业发展，16天共走访无锡、常熟等3市5县59个单位。县委在调研后正式提出“一包三改”政策，在正定经委26个直属企业全面推开。同年秋，习近平带队考察辽宁海城和吉林抚松的专业市场，签订《正定和抚松县第二次经济协作洽谈备忘录》。习近平还高度重视这一发展模式的人才支撑。他在调研基础上将干部选拔机制从“老中选青”调整为“青中选优”。10月，《人民日报》刊发正定“青中选优”专题文章，还配发评论文章《赞“青中选优”》。为检验工作成效，习近平组织印发5600份《民意调查表》在街头发放，开启了正定历史上首次问卷调查。调查内容有：对正定县工作最满意、最不满的事情是什么；哪些方面急须改革；等等。

　　事实证明，习近平调研后确立的“半城郊型”经济发展方案，奠定了正定经济腾飞的基础。1984年，全县10项经济指标创历史新高，工农业总产值达38650多万元，比1980年翻了一番。同年《人民日报》刊发的通讯《正定翻身记》，介绍和肯定了正定“半城郊型”经济发展模式。在完成与城市对接后，习近平又推动正定开展国际合作。1985年5月，他率石家庄玉米加工技术考察团赴美国艾奥瓦州考察，18天累计参观29个公司、农场、大学、科研院所及政府有关部门，学习玉米高科技种植和深加工等现代农业技术。正定和马斯卡廷结为友好县市，双方深化技术贸易交流。系列调研推动了正定农业现代化进程，全县1985年农业总收入达4.3亿元，比1982年翻了近两番。

二、福建工作期间的调查研究

　　1985年6月至2002年10月，习近平先后担任厦门市委常委、副市长，宁德地委书记，福建省委常委、福州市委书记，福建省委副书记、代省长、省长等职务。在福建工作的17年半，习近平响应党中央关于“深化改革，加紧经济建设，加紧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号召，探索“四下基层”“四个万家”等调研方法，通过调研形成许多重要文件和决策，为福建发展注入磅礴动力。

（一）围绕厦门十五年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调研

　　1985年至1988年，习近平调任厦门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第一年，他走遍厦门的街道、企业、农村、海岛，工作中至少1/3时间在调研。为适应厦门经济特区扩区需要，习近平抽调100多人围绕对台关系、自由港政策、特区自由港建设这三大课题，进行21项专题调研，写出几十万字调查材料。历时一年半，他牵头编制《1985年—2000年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这是全国经济特区也是中国地方政府最早编制的、纵跨15年的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为2000年把厦门建成自由港型的经济特区提供了依据。厦门发展模式、城市定位、自由港建设等问题，习近平都是依靠调研寻求答案。如针对自由港建设，习近平于1987年5月带课题组赴新加坡考察。回国后，他主持起草“实行自由港某些政策”的调研报告，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自由港发展之路。又如，在环境保护方面，习近平同样以调研破题。厦门在经济特区建设期间，重视经济发展，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环境保护，岛内多处毁石采林。为刹住乱砍乱采之风，习近平将《厦门市城镇体系与生态环境问题》这一专题放入21个调研专题，亲自到现场调研。再如，针对文化遗产保护问题，习近平经常到鼓浪屿规划小组工作现场指导，要求普查鼓浪屿名树名木、风貌建筑等，摸清厦门风景区家底。2001年9月和2002年6月，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省长的习近平两次调研鼓浪屿，思考鼓浪屿如何传承文脉。

　（二）围绕宁德如何摆脱贫困的调研

　　1988年6月，习近平调任宁德地委书记。宁德俗称闽东，属“老、少、边、岛、穷”地区。7月初，他与几位领导同志用一个月时间赴闽东九县和毗邻的浙南温州等地调研，形成宁德“弱鸟先飞”发展战略，探索出因地制宜的经济发展之路。此后，习近平“三进下党”“三上毛家坪”，跑遍绝大部分乡镇。他将“摆脱贫困”作为工作主线，首创“地县领导接待群众来访日”活动，出台“四下基层”工作制度（即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下基层，调查研究下基层，信访接待下基层，现场办公下基层）。他重视调研成果的理论总结，撰写《闽东振兴在于“林”》《畲族经济要开放些》等文章，提出闽东经济发展要处理好“六个关系”、要重新搞活对台贸易等。经过努力，1989年闽东87.3%的贫困户解决了温饱问题，脱贫工作取得历史性突破。次年5月，《人民日报》刊发了题为《闽东脱离贫困线》的报道。

（三）围绕福州经济社会发展的调研

　　1990年4月至1996年2月，习近平任福州市委书记。当时，一些福州干部作风不适应改革发展的要求，城市建设急须解决卫生、绿化等八大问题。改进工作作风、大兴调查研究，成为习近平推动工作的突破口。到任第二天，他就率先搞调研，用半年多时间走遍福州八县五区，每个县至少跑五六个乡镇，每个区走两三个街道，有的县跑了十多次。1991年2月，习近平在福州市委工作会议上首提“要大力提倡‘马上就办’的工作精神，讲求工作实效”。他随即组织16个课题组，开展为民办实事系列调研活动，形成“一事一报”，刊发在《福州调研》上。他强调领导干部要关心群众疾苦，走进千家万户，组织实施“四个万家”（即开展“进万家门、知万家情、解万家忧、办万家事”）活动。为制定福州发展规划，习近平组织1627名干部围绕581个课题调研，完成367篇调研报告。经万人答卷、千人调研、百人论证，《福州市20年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设想》（以下简称“3820”工程）在市六届六次全会上审议通过，科学谋划了福州3年、8年、20年的发展目标。在“3820”工程、“马上就办”精神和“四个万家”工作方法引领下，福州市国际机场、高速公路等重点基础设施陆续上马，国办、侨办等多种开发区建设齐头并进。2010年福州总结“3820”工程成效时指出，习近平在任的6年，福州生产总值以年均20％以上的速度增长。

（四）围绕福建脱贫致富和经济改革的调研

　　1996年3月至2002年10月，习近平先后任福建省委副书记、代省长、省长。此时，福建正处于农村扶贫和小康建设攻坚阶段。作为省委农村脱贫致富奔小康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的习近平，每月至少听取一次专题汇报，每季度至少开展一次会商调度会，每年至少召开一次现场推进会。他用50多天时间，到全省9个地（市）、42个不同类型的县（市、区）、60多个乡（镇）、80多个村和企业，召开80多场干部群众座谈会，调研全省小康社会建设情况。1996年10月，习近平向省委提交题为《坚定信心，把握机遇，扎扎实实地推进农村小康建设》的调查报告。次年5月，他从省政协提交的调查报告中看到少数民族地区“消除绝对贫困，基本实现小康”还很困难，随后带队赴霞浦、福安、宁德三县（市）着重调研少数民族群众住茅草房问题。调研后，习近平向省委、省政府提交《关于闽东农村扶贫开发与小康建设情况的报告》。1998年，他组织全省9个地市、55个省直单位进行为期8个月的调研，出台“山海协作、协同发展”规划方案，奏响福建扶贫的“山海交响曲”。到2000年底，福建帮助连家船民18466人搬迁，群众奔小康得以提速。习近平还非常重视贫困地区的精神文明建设，以调研推动文化传承、生态文明建设、食品安全等，满足群众精神需求。1997年，习近平赴三明调研时提出“青山绿水是无价之宝”。2000年，他首提建设“生态省”战略构想。2001年，他在饮食业严查瘦肉精，使福建成为全国首个治理“餐桌污染”的省份。2002年他提出整理福建古籍，后又以调研推动《闽东报》复刊、《福州晚报》扩版，武夷山、鼓浪屿及福建土楼申遗，三坊七巷修缮及闽剧振兴等工作。

　　深化经济改革，是巩固脱贫成效的关键。主持省政府工作的习近平以亲身调研、派人考察、看资政报告、组建“福建省人民政府专家咨询组”等形式寻求改革突破口。1999年初，他组织30多个省委部门围绕“发达地区率先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重点课题开展调研，完成27个子课题研究报告和课题主报告，制定农业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方案。他还主持编撰《福建农村市场化发展探索》等著作，助推改革。“把集体林权分到户”是福建林农的呼声，习近平在宁德工作期间就萌发了“深化林业体制改革”的设想。2002年6月，他到武平县调研，抓住“山要怎么分”“树要怎么砍”“钱从哪里来”“单家独户怎么办”这四个难题深入调研、反复论证，推出的改革举措形成全国首个省级林改文件。晋江以改革推动县域经济大发展而闻名，习近平便将总结推广“晋江经验”作为研究课题，六年间七下晋江开展专题调研。他对晋江的调研各有侧重，如1996年侧重民营企业，1999年侧重产业发展、民企转型、城镇化建设，2000年侧重产业结构调整及对外开放。深入调研后，习近平将“晋江经验”总结为“六个始终坚持”，并在《人民日报》《福建日报》宣传推介。他还多次到马尾造船厂、华闽公司等国有企业考察调研，寻求改革良方。至2000年底，福建国有企业改制面和脱困率超过国家要求。经过系列改革，福建全省国内生产总值从1996年的2600亿元跃升至2000年的3920亿元。

三、浙江、上海工作期间的调查研究

　　2002年10月至2007年3月，习近平担任浙江省代省长、省委书记等职，2007年3月至10月任上海市委书记。这期间，他始终坚持高频调研，在浙江首创调查研究“五字诀”，带领广大干部群众干在实处、走在前列，擘画并落实浙江省域治理总纲领“八八战略”；在上海围绕推进“四个中心”建设、破解超大城市基层治理难题，搞调研、抓发展、促改革、惠民生、求创新。

（一）推进调查研究制度化常态化，总结提炼调研工作“五字诀”

　　在浙江，习近平不仅身先士卒搞调研，还推进调查研究制度化常态化。仅2003年，他就赴市县调研25次，53天；赴省直单位调研20次，15.5天；赴上海、江苏和西部地区调研3次，18天；陪同中央及兄弟省市领导考察41次。在习近平的推动下，浙江省委于2003年10月出台《关于推进调查研究工作规范化制度化的意见》等文件，要求省级和市县领导班子成员，每年分别要有2个月和3个月时间下基层调研，主要领导要撰写1—2篇调研报告等。在省委召开的“两个年”（即“转变作风年”和“调查研究年”）活动总结和加强调查研究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习近平提出要在全省范围内进一步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浙江日报》“之江新语”专栏，就是习近平在2003年大兴调研的背景下开辟的。他在该专栏发表开篇之作《调研工作务求“深、实、细、准、效”》。这篇不到300字的文章首提调查研究“五字诀”（即“深、实、细、准、效”），明确了全省党员干部开展调研的工作思路和具体要求。在习近平带领下，省委、省政府领导每年年初都确定重点调研课题。2003年至2006年，省委和省政府主要领导主持并完成重点调研课题86项，成果转化为100多个政策文件和相关部署。

（二）通过调研破解发展难题，启动“千万工程”、建设“绿色浙江”

　　浙江经济发展迅速，但环境破坏时有发生，资源约束愈发趋紧。为实现绿色发展、破解环境治理难题，习近平亲自担任浙江生态省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以调研开路、破局。他将盘活全省生态资源作为绿色发展突破口，多次调研经济相对落后但具有生态优势的山区。2002年11月起，习近平带队调研丽水、衢州等地，走访安吉、桐庐等几个生态优势明显的县（市），倡导把农村生态资源转化为农民致富的绿色产业。为解决污染治理“重城轻乡”的问题，他深入党山镇梅林村和奉化滕头村等地调研考察。在此基础上，他主持启动浙江“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简称“千万工程”）。这项“龙头工程”促进了经济生态化和生态经济化，开启了浙江“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转化之路。

　　在密集调研中，习近平全面擘画“绿色浙江”建设蓝图。2003年1月，浙江被列为全国第五个生态省建设试点省。以此为契机，习近平组织大批专家就《浙江生态省建设规划纲要》编制工作开展调研。同年6月，他赴省环保局调研、考察；7月，他在衢州等地调研时强调，“特色就是长处，就是优势，就是竞争力”；9月，他在淳安调研，倡导发展“绿色GDP”。2005年8月，习近平到安吉调研，首提“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同年9月，他考察钱塘江、富春江等水域整治状况。次年8月，他赴太湖调研综合治理情况。在习近平的推动下，浙江开启“811”环境污染整治行动、在全国率先启动“绿色GDP”考核指标体系、出台《浙江省发展循环经济实施意见》和循环经济“991”行动计划，“绿色浙江”画卷徐徐展开。

　（三）通过调研明晰浙江发展总体思路，形成“八八战略”

　　浙江自改革开放以来抓住历史机遇，实现了从资源贫乏省份到经济大省的跨越。进入21世纪，浙江是前有“标兵”，后有“追兵”。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坚持调研先行，在大量调研基础上确立了浙江发展总体思路。在文化建设方面，2002年11月，他在杭州考察时提出历史文化名城是杭州的“灵魂”；次年1月在绍兴调研提出要关注绍兴的历史文化和块状经济。在产业发展方面，习近平的调研更是密集。同年12月，他到湖州考察科技创业园，赴温州调研产业升级情况，赴义乌调研市场机制问题。2003年春节刚过，习近平到台州、绍兴调研先进制造业基地建设；带省党政代表团赴长三角考察；赴桐庐考察工业园区。在海洋经济发展方面，习近平于2002年12月到北仑港调研，次年1月赴舟山岛调研水产品加工企业等；5月带队开展浙江海洋经济专题大调研。据统计，从2002年10月至2003年7月省委全会召开前，他已走遍全省11个市、69个县（市、区）和大部分省直部门、单位。这些调研为习近平从顶层设计上厘清浙江发展思路奠定了基础。在浙江省委十一届四次全体（扩大）会议上，习近平正式提出浙江发展总纲——“八八战略”，明确浙江发展要进一步发挥体制机制、区位、块状特色产业、城乡协调发展、生态、山海资源、环境和人文“八个优势”，实施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推进长三角地区合作与交流、新型工业化道路、城乡一体化、“绿色浙江”建设、海洋经济发展、“五大百亿”工程建设、文化大省建设这“八项举措”，阐明“腾笼换鸟、凤凰涅槃”的发展理念。他在《办法就在群众中》一文中写道：“省委作出的实施‘八八战略’和建设‘平安浙江’的决策部署，都是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形成的。”

　　不仅如此，习近平还坚持以调研推动“八八战略”贯彻落实。如为发挥区位、产业优势，他以调研推动“数字浙江”建设、外贸等工作；为发挥社会环境优势，他以调研推动“平安浙江”与“法治浙江”建设，倡导变“上访”为“下访”之风；为发挥人文优势、建设文化大省，他在深入调研基础上凝练“红船精神”、浙江精神，五次赴乌镇调研推动古镇保护，18次赴浙江大学调研，多次赴杭州、横店等地调研动漫和影视产业等，在调研中落实浙江文化大省建设举措，使横店影视享誉全国，杭州成为“动漫之都”，中国越剧艺术节、中国国际动漫节永久落户浙江。

（四）以调研推进上海“四个中心”建设，当好改革开放排头兵

　　如何持续推动上海这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改革发展，是摆在刚任上海市委书记的习近平面前的新课题。当时中央交给上海的战略任务是尽快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四个中心，习近平上任伊始便围绕“四个中心”建设展开调研，在任7个月走遍上海19个区县。2007年3月，习近平将调研首站选在全国首个保税区——浦东外高桥保税区，考察国际经济中心建设；同年6月，赴闵行区调研高科技企业；7月，赴虹口区调研国际航运中心建设，前往崇明县等地调研解决生态问题、以“腾笼换鸟”的思路淘汰劣势企业，当月下旬率上海代表团赴浙江和江苏考察经济发展模式；9月，走访上海黄金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等五大金融市场，赴长宁区上海世贸商城调研贸易中心建设。他还多次调研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调研后，他明确了上海发展的前瞻性思路，提出“当好改革开放排头兵”。2007年上半年，上海工业总量首超万亿元，第三产业十多年来首超第二产业增幅。

（五）以调研破解超大城市基层治理难题，探索基层党建新路

　　如何走出服务上海这种特大型城市治理的基层党建新路，是习近平力求破解的崭新课题。初到上海，他就提出要“尽快安排基层党建的调研”。2007年4月，习近平赴静安区考察支部如何“建在楼上”。8月至9月，他两次赴卢湾区考察基层党建工作。9月11日，他在长宁区调研时提出要“不断探索进一步发挥党员作用、调动党员积极性的途径和方法”。在上海工作期间，习近平还多次瞻仰中共一大旧址、二大旧址、四大史料陈列馆。他在系列调研中指明，上海破解城乡二元结构、走出中国特色超大城市管理新路的关键，是在基层党建新路引领下，解决好群众最关注的问题。到9月底，上海规模以上非公企业党组织的覆盖任务基本完成，7825家规模以上非公企业中有7706家建立党组织，覆盖率高达98.5％。

四、地方工作期间习近平调查研究的经验梳理

　　调查研究贯穿习近平地方工作的全过程、全方位，他进行调研的出发点是人民所需，切入点是问题所在，着力点在查实情，落脚点在出实招。他在调查研究中站位高远、视野宽阔，勇于创新、善于总结，深化拓展了党的调查研究理论和实践。

　（一）坚持调研开路、调研破局

　　习近平在《干在实处　走在前列　推进浙江新发展的思考与实践》一书的自序中写道：“我牢记毛泽东同志的至理名言，坚持调研开局、调研开路，凡事眼睛向下，先当学生，不耻下问，问计于基层、问计于群众，每年至少用三分之一以上时间深入基层和部门调查研究。”坚持调研先行，以调研开路开局、破题破局，是习近平在地方工作中开展调查研究的鲜明特点。

　　每到一个新的地方、新的岗位，习近平总是以调研打开工作思路和工作局面。履新宁德地委书记时，他说：“要多深入群众，多做调查研究，弄清事情的来龙去脉，而后审时度势，该烧则烧，不该烧决不要赶时髦，勉强‘烧火’。”在浙江，他说：“领导干部要善于瞻前，既不搞‘一个师公一道法’，也不刻意搞‘新官上任三把火’。”面对新环境新岗位，他始终把调研作为打开工作局面的关键。到正定，他以调研开创了“半城郊型”经济发展的新路；到福建，他以调研明确了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宁德“弱鸟先飞”思路、福州“3820”工程和福建脱贫致富方案。到浙江，他在高频调研中思考浙江发展总纲，提出“八八战略”。到上海，他从调研入手，落实中央交给上海市委的任务。

　　每当工作中遇到新情况、新问题和各种困难，习近平总是坚持从调研入手，以调研破题破局。在梁家河，他以调研破解群众缺水缺柴和种粮分粮等难题。在正定，他通过调研解决粮食征购过重、人才紧缺、发展落后等问题。在福建，他以调研解决厦门扩区无规划、宁德脱贫没路子、福州建设缺战略和福建改革少创新等难题。在浙江，他通过调研破解环境污染、基层纠纷等难题。在上海，他以调研破解超大城市基层治理难题。

（二）坚持靠调研决策、靠调研落实

　　制定政策、推动落实，是地方各级领导干部的两大工作职责，而做好这两项工作须臾离不开调查研究。“正确的决策离不开调查研究，正确的贯彻落实同样也离不开调查研究。”这是习近平在总结地方工作经验基础上得出的重要结论。

　　习近平指出：“调查研究的过程就是科学决策的过程，千万省略不得、马虎不得。”地方工作期间，习近平做任何工作、任何决策，都建立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真正做到了不调研不决策、先调研后决策。如，梁家河淤地打坝、正定“半城郊型”经济发展方案、厦门十五年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宁德“弱鸟先飞”发展思路、福州“3820”工程、浙江“八八战略”等科学决策，都是他在扎实调研基础上得出的。

　　习近平不仅坚持靠调研决策，而且多次进行督查式调研及现场办公，靠调研推动各项发展战略、工作举措贯彻落实。如，他以调研落实正定“人才九条”、发展“半城郊型”经济；在调研中推动厦门自由港建设；以“四下基层”的工作方式带领宁德摆脱贫困；以“马上就办”和“四个万家”的务实态度推动福州“3820”工程；在高频调研中落实福建“山海协作、协同发展”规划方案；在系列调研中推进浙江“八八战略”贯彻实施与拓展深化；在一线调研中探索上海基层党建新路。

（三）坚持既要身入更要心入

　　习近平强调领导干部在调查研究中“要身入心入，不要蜻蜓点水，被表面现象所迷惑”。他时时处处发挥榜样作用，既做到“身至”、更做到“心至”。习近平扑下身子到农村、街道、企业等地调研，对问题多情况杂的地方还进行蹲点调查，目的就是把情况摸清、问题找准、原因查明。在正定，习近平骑着自行车跑遍全县。在福建，他走遍八闽山水，“三进下党”“七下晋江”。在浙江，他“几乎跑遍了浙江的山山水水，也跑深了与浙江广大干部群众的真切感情，并在实践中逐渐跑透了浙江的省情市情县情”。在上海，他在任七个月就走遍19个区县。习近平指出，调研时“虽然辛苦一点，但确实摸清了情况，同基层干部和老百姓拉近了距离、增进了感情”。从带领梁家河人民群众打下第一口沼气井，到为正定农民解决征购过重问题；从“四下基层”带领宁德群众摆脱贫困，到以“四个万家”为福州人民办实事；从首创“下访”制度解决基层矛盾，到首提“两山”理念造福人民，他坚持在调研中履行“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的庄严承诺。

（四）坚持“调”以务实，“研”以致用

　　坚持“调”以务实、“研”以致用，是习近平地方工作时期调查研究的重要经验。他提出的调查研究“五字诀”，“深、实、细、准”都是为了求得实情，为推动“效”这个“后半篇文章”做准备。

　　习近平指出：“调查研究是一门致力于求真的学问，一种见诸实践的科学。”只有坚持以求真务实的态度开展调研，才能把握事实真相、创新工作思路。他调研的目的在于了解“实事”，求得事物之“是”，寻得问题破解之“道”。如，他通过调研，用事实打破了“沼气不过秦岭”的传统观念，发现正定不是“高产富县”而是“高产穷县”，认识到宁德这只“弱鸟”有先飞的可能，形成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崭新理念。

　　习近平始终把解决问题、推进工作作为调查研究的落脚点和归宿，重视在调研过程中进行理论总结和实践应用。如，在梁家河，他将办沼气的考察记录和实践经验在交流大会上作总结介绍。在正定，他将小岗村调研成果转化为正定“大包干”试点方案。在福建，他将调研成果转化为厦门发展战略、宁德“弱鸟先飞”发展战略、福州“3820”工程；将调研基础上形成的“晋江经验”、林改经验在全省推广应用。在浙江，他将重点乡村污染治理调研成果转化为“万千工程”，将浙江生态省建设的调研成果进一步转化为“绿色GDP”考核指标体系等。在上海，他提出支部“建在楼上”的具体举措等等。他强调，在调研中既要做材料“收集员”，又做问题“研究员”；既要以“枝叶关情”的初心沉到一线，又用“解剖麻雀”的耐心剖析难题，形成发现问题、制定对策、推动落实、解决问题的调研工作闭环。